當時西方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滯脹”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羅斯福以後的美國政府實行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經濟政策所導致的。而國家過分幹預經濟，過分刺激需求，尤其是稅收負擔過重則是其表現。與凱恩斯經濟學派針鋒相對的供給學派理論認為，在市場供求關係中，供給占主導地位，供給增加自然會使需求增加，而不必人為地去刺激需求。供給的增加在於投入要素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刺激供給的根本是減稅。減稅成為供給學派的理論精髓和主要政策主張。他們主張的減稅以降低邊際稅率為主，不同於凱恩斯學派的降低平均稅率的觀點。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美國現行稅製，他們說，美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弊端“都是被一種違反常情的具有破壞性的稅收製度造成的或者是被它弄得更糟的”。“稅率的提高在現代大多數民主國家有一個限度，一旦超過某一點（這一點早已達到），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就會導致富人們的生活更加奢侈浪費，而不是節約。”增稅產生的影響“隻會使稅收減少，特別是從高收入等級中得到的收入會減少”，因為他們會“從生產性用途中抽回財富，去儲藏黃金或其他可收藏的東西，或躲入稅金庇護所”。供給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拉弗，則用“拉弗曲線”證明美國的稅負早已進入刺激富人投資的“禁區”。
裏根是讚同供給學派理論的。他說：“我的確相信供給學派的經濟學……”他還說過企業家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職工從事工作和勞動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減稅有利於滿足這些要求，減稅能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他還舉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我拍電影賺過大錢。在那時，戰時附加所得稅達90%。你隻能拍四部電影就達到最高稅率那一檔了。因此，我們拍完四部電影就停止工作，並到鄉下休假。”高稅率使人們更少工作，低稅率使人們更多的工作。裏根以他的親身經曆證明了拉弗曲線。裏根還認為政府對經濟事務幹預過多，規章製度過於繁瑣，政府支出規模過大，也是影響企業積極性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在美國進行重大改革，進行“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指獨立戰爭）。
裏根在競選期間接受了供給學派的經濟理論和主張，他任總統後任用了一批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出任政府要職，如提出“拉弗曲線”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瑟·拉弗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等。
1980年底，裏根入主白宮前後，即同他的經濟顧問班子研究確定了貫徹上述思想的“經濟複興計劃”和後來被稱為“經濟複興稅法”的稅製改革計劃。
這些計劃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基本點：①減少聯邦總開支的增長，辦法是取消聯邦政府在適當範圍之外的活動。如限製其他活動的開支增長。②把稅收負擔限製在最低水平，從而加強對儲蓄、投資、工作、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刺激。③取消聯邦政府對個人生活、企業有效經營或者州和地方政府施政的不必要幹預，減少聯邦的管理負擔。④支持穩妥可靠的貨幣政策，以鼓勵經濟增長和控製通貨膨脹。這四方麵的核心內容是通過減稅、減支、減少政府幹預來增加私人儲蓄、投資和消費，調動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調動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抑製通貨膨脹，促進經濟發展。其中，稅收政策的變動最大，對國內外的影響也最大。稅收政策的大變動主要體現在1981年和1986年的兩次重大稅製改革上麵1981年把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降低了25%，由原來的最低稅率14%和最高70%，分別降為11%和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資本所得稅的稅率由28%降為20%。1986年稅改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降低和簡化個人所得稅，把最低稅率為11%和最高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15%、25%、34%的三檔稅率；降低和簡化公司所得稅，由最高稅率為46%、最低1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逐步改為15%、18%、25%、34%的4級超額累進稅率；資本利得稅由20%降為1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