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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說過，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到14歲就結束了，後麵的日子都在苟延殘喘。
隻有在童年和少年，每一天都是新的，生活向他們展示了無限的豐富與新鮮，什麼都是第一次。第一次見到螞蟻，第一次遭逢暴雨，上帝仿佛精心安排了每一件事物和孩子們見麵的時間和內容。在你沒見過螞蟻的時候，螞蟻難道不值得你頓足驚喜嗎？這個小小的、六足的昆蟲忽東忽西地從草地上爬過，不知所終。孩子因此而大歡喜，和它說話，並期望它回答。然而它不語，又不知所終。不止螞蟻，天上的雲朵、枝上的鮮花、河裏的流水、嘀嗒的鍾表都不語，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時間中演化變幻，使孩子們變為詩人，感歎追究。這樣的日子多麼快樂，讓孩子在世界的豐富性裏了解自己。當所有的“新”都結束的時候，如同一部精彩的長篇也結束了，這個時候大約在14歲。
隻有少數人能夠使這種“新”持續下去，他們握住了上帝的手，使自己不斷能看到“新”，保持兒童拆表的那份激動和純潔，譬如愛因斯坦、畢加索、希梅內斯和李白等等。其他的人則要在14歲左右紛紛下車，落戶到一個不再新鮮或即使新鮮卻不再激動的陳舊的世界上，重複、敷衍、周旋，關閉了與上帝交流的門。我說的“與上帝交流”，當然是人與自己遭逢的種種喜悅。因此你看不到一個40歲的人鬼鬼祟祟地拆一隻馬蹄表，也看不到一個50歲的人趴在地上觀察小草的生長。我寧願把這種情形分為“人生”與“後人生”兩個階段。
在所謂“後人生階段”，即上帝離開了人的階段，你會看到青少年常常憤怒。所有的神跡都消失了，即所有的新鮮感都結束了，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生活。這個世界的邏輯是尊卑、順逆、榮辱、進退。他們被迫接受大量的所謂“知識”，譬如一個字寫10遍，譬如用9年的努力去升所謂高中。9年？世界杯才4年，研究生課才3年，抗日戰爭才8年，而一隻叱吒山林的老虎從生到死的壽命也不過15年。而孩子上了高中又怎麼樣呢？多數並未怎麼樣，依然故我。人們究竟要把孩子培養成什麼呢？不知道。或許還是羅素說得對，人的壽命太長了，人的許多事情都是為了應付這個壽命而設置的。但揮霍一個孩子的人生比揮霍一個老人的人生更可惜（不是說壽命，而是說創造力）。隻要提一個問題就足以把人問住：孩子們不上學去做什麼？還有一個更簡單的問題更令人目瞪口呆：孩子們如果不上學，誰來管他們？
我們明知道自己很愚蠢，但還是愚蠢。
而上帝向我們所作的手勢，譬如柔軟的草芽竟從硬土裏鑽出來；刺槐無休止地放出香味；旋律，和諧飽滿令人心馳神往的旋律；色彩和線條對我們的誘惑，在14歲之後，我們大多視而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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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應該來聽聽孩子們的話。
一方麵，我們這些“後人生”的人期待“人生”的人把他們的喜悅傳達過來，仿佛為板結的土地澆一瓢清水。孩子們離上帝最近，他們是人生喜宴富有的老饕，即使帶些殘羹也令我們驚喜，讓我們這些早就不拆表的麻木人發現快樂，即拆表的快樂。
另一方麵，孩子作為獨立的人實在應該獲得表達的立場。我一直認為，孩子除了是基因的受者之外，實在是與你絕不相同的人。你是教育者麼？教育孩子的何止是父母與老師，藍天白雲、痛楚歡欣、電視書籍、挫折困頓對他們的教育豈不更大。你是撫育者麼？無論從資源的角度還是從保障的角度，孩子的撫養者是全社會而不止於父母。如果從對孩子的貢獻而言，比父母排名更前的應該是弗萊明與愛迪生，難道青黴素與電視機比給孩子喂飯的作用小麼？但我們在教育以及撫養的諸環節中，的確是最大的責任者，有時這種責任使我們感到喘不過氣來。同時，我們是最愛自己孩子的人。這種愛與責任常常使家長恍惚到忘記了孩子也是一個獨立的人，以及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我有時覺得，父母和收藏家多麼相似，據有珍品，觀察市道。但孩子——雖然你可以把他們想象成和氏璧——並不在乎你的品鑒與把玩，他們不是遼白瓷雙耳海馬，也不是黃花梨木高幾，他們是另一個人。我們的錯誤在於：由於我們付出了難以想象的愛，就要求孩子必須比我們強；由於我們提供了基因（所謂血緣關係），就不允許孩子站在與我們不同的立場。事實上，人，這個稱號遠遠高於基因、責任或資源之上，他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具有選擇的全部自由。因此，我們在潛意識裏對承認孩子也是“人”這一點感到痛苦。人們寧願在兒子們滿臉胡髭豪飲的時候，或女兒們懷抱嬰兒換尿布的時候恍然自語：孩子們長大成人了！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