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衛生局的時候，前麵是昭烏達影院，它的高音喇叭不分晝夜地播放一支纏綿的曲子《彩雲追月》，即使人在廁所裏，耳邊也《彩雲追月》，咚噔噔噔，咚噔噔噔……我家在三樓，俯望下麵，是一家幼兒園，我幼時即在此。那時在冬夜裏，幼兒園的地麵燒得滾燙，下床尿尿，個個都高提雙腳飛奔。現時，我從樓上向下看，仍有孩子不願回家，在鐵鏈係的浪橋上搖擺，仿佛乘船。家長拿衣服，在一旁嚴肅地觀看，其實是等待。
我家的鄰居有兩家。對門小吳家，鐵撮子裏每日積許多垃圾，橘子皮最多。那時剛結束文革，家家仍然匱乏著。須知，窮人家垃圾最少，更缺少大量的、鮮豔的橘子皮。小吳家富足。那時我剛到廣播電台上班，曾想過，小吳家吃過飯就要吃許多的橘子了，他兒子吳迪吃得肯定最多。但小吳的能力並未僅僅停留在橘子上。一日，他請我去，指著一台機器，自豪地說：
“看！”
我看了，但不知是什麼。覺得此物的選鈕與按鈕多到了繁瑣的程度。
“錄音機，先鋒牌，日本的。”
我當然知道什麼是錄音機。前不久我哥哥甘珠從北京拿來一台磕磚頭式的夏普牌錄音機。但在1978年，故鄉的小城無幾人知道錄音機。而且把人的聲音錄下來也是可怕的。小吳這台機器比甘珠那台夏普要大多了。
“大，”小吳說，“就不能叫錄音機了，叫音響。也比它高級多了。”
我想道理應該如此。大，它裏麵的電線零件乃至選鈕都多了，自然高級了。但小吳說這音響叫“先鋒牌”一定搞錯了，甚至可笑。日本的，叫先鋒？前進、紅燈，這都是中國的想法。先鋒，難道日本也想革命麼？但我笑笑沒說什麼。小吳那時斷定我熱愛音樂，並造詣不錯，但我是近幾年才“發燒”，為廣州的朋友綠星等人拉下水。而小吳20年前就對我高看了。後來聽音樂，磁帶塞進去，劈裏啪啦，玻璃稀爛的聲音，我幾乎跳起來，大駭。看小吳笑著，並有滿意之色。想一下，才知是“先鋒”裏弄的，即現今之音響效果。我聽得呼吸急促，並有些出汗了。在那時，小吳就弄一些電器生意，是得風氣之先的人。隻是有些寂寞，缺少同道與之傾聽玻璃落地飛迸的聲音。
左鄰是小苗。小苗原來在盟革委會工作，文革後考上人大研究生，由京回來省親時，我們才能見到他。小苗的女兒漂亮到出奇的程度，眼睛時時大睜著。也許這孩子並未用力睜，而我覺得盡全身之力才睜那麼大。而大人如此瞪眼遠不可觀。小苗的太太是女兵出身，健壯，在商場工作，後來又生一兒子，名字我現在還記得：蓬蓬。當時的法國總統的名字跟他差不多，叫蓬皮杜。蓬蓬更加白胖，渾身之肉非常累贅，扶著床沿矜持地走幾步便停下。他的眼睛十分專注，凝神於一切入目之物。蓬蓬盯著什麼便長久地思考，如《中庸》所稱，是要“窮天人之變”吧。
小苗像女人一樣勤勉而整潔，見麵時主動與人寒暄，聲音有點發尖，眼裏永遠帶著笑意。雖然文革已經弄了10年，但有知識的人仍然受人尊敬。我們這棟樓，也許昭烏達影院這一片才有一個研究生，小苗。與之為鄰，我很感自豪。也許上下樓時，我眼裏流露了好多的敬意，小苗常對我還以沉靜信賴的微笑。那麼，他到底在北京研究什麼呢？有一天，我大著膽子，叩門拜訪。說了一陣話後，他解答了我的疑問。
“農業經濟。”小苗說。
我有些失望了。研究生這麼難考，而小苗又這麼謙遜和氣，到北京研究農業經濟？我認為，研究生是應該研究科學——那時我以為農業經濟不算科學——雖然科學不一定是小吳的先鋒音響，但似乎離人間越遠（天文？）越古怪（原子？）才過癮。當時，我準備好與之大談，譬如俄羅斯文學等等。但“農業經濟”妨礙了我的才華。沉默少頃，我翻著他放在沙發上的一本書，俄文的。“這是什麼書？”我問。“勃列日涅夫論述農業的言論摘編。”小苗笑吟吟地回答。勃列日涅夫？這在當時也是一個讓人生出寒意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