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騎兵出身，但我對打仗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興趣。1978年，赤峰師範學校大禮堂，在幾百名學生幾近騷動的狂熱情緒中，校長一字一頓地念一份文件，念一個詞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軍！又！攻克高平！諒山。”
掌聲四起，像大馬車的膠皮軲轆在雨水坑裏飛濺而過。我也許是唯一沒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說，是忘記了鼓掌。當一支軍隊在外域作戰時，遠居內蒙小城的師範生為我軍抑或是為高平而鼓掌？他們——我的同學們——把掌鼓過之後，早已忘記了。眼下他們大多是鄉村中學的校長或教導主任，養孩子兼養豬養羊，同時精通語法與課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親當騎兵時，參加過攻打沈陽和四平等地的戰鬥。我對他的戰爭經曆缺乏濃厚的了解願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敘述一場戰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原來以為他被戰爭嚇著了，後來在書中讀到一位軍事家的分析：“每一個參加戰鬥的人，都不可能說清這場戰鬥，包括指揮員在內。”這情形如同在一場突然開始和結束的毆鬥中，當事人無法描述當時的狀態一樣。換句話說，在對於戰爭的描寫之中充滿了謊言。也就是當有人把戰鬥的細節弄成一種邏輯的順序時，勉強之中也包含了假。從這種意義上說，我父親對戰爭的回憶，是真實的。因為它由片斷剪接，也可以說富有詩意。譬如：1949年開國大典的檢閱之前，他們住在清華大學附近。居民中迅速傳布著恐懼的流言：“蒙古韃子來了”。而這些佩戴解放軍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觀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們，”我父親話鋒一轉，“走到彰武一帶時（時間已回溯到1947年），半夜行軍，用日本毯子包著腦袋，凍得受不了。白天進了村裏，就把毯子墊在鞍子上，三九天穿著夾襖還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為我們是土匪呢”（呢“的讀音為”妮“嗨嗨！”）
從視覺角度說，騎兵在戰鬥中的表現比步兵好看（把“好看”這個詞放在進攻的戰事裏，似輕佻，但還是比“英勇”或“雄峻”這些詞更樸實一些），騎兵在衝鋒中顯示威力。麵對敵方機槍的扇麵掃射，他們高舉著馬刀。馬刀與身體是一條直線，同馬背形成45度夾角。蒙古馬在槍聲中永遠向前奔馳。戰士也許有臨陣逃脫的，但戰馬從來不會臨陣脫逃。他們的主人把馬蹬踏直，呐喊著往前衝。這是一種決死的狀態。當遇到敵人時，騎兵把馬刀向左晃一下，然後右劈。那個刀下鬼可能連頭帶肩膀全被劈下了。馬刀是不開刃的，倘開刃，會卷刃崩豁——人的骨骼畢竟也很堅硬。騎兵的衝鋒與殺敵靠一股氣勢和膂力。從首長的觀點看，騎兵能衝垮敵方的陣腳，動搖其士氣；從全局看，騎兵的意義在利用機動能力圍點打援，或牽製對方兵力。而騎兵不知道這些，他們隻在蔽日的塵煙中衝鋒或倒下。
許多年之後，當我父親用自己的雙足而不是馬蹄行走於沈陽的街頭時，肯定把這一切都忘記了。他背駝得厲害，走路時努力抬著頭。前幾天下雪，我在雪地裏背考試題。他見到後，離很遠就脫下大衣給我，我說“不用”。他的身影一閃兩閃在樓前的叢林消逝了，手裏捧著給我女兒買的小食品。他也忘記了馬。新中國把他帶入城市也帶入各種政治漩渦，他由此開始的掙紮隻是被巨浪愈拋愈遠，幸免於難的原因隻在於命大。在一艘折翻於海上的雙桅船上，能夠同風浪搏鬥從而爬上岸或島上的水手，總是極少數人。然而這些幸免者一下全都衰老了，他們從上蒼手裏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當布衫被奪回時，也被老天爺撕得襤褸。在政治海難中，誠實的幸存者總要驚呆。後來的這些對於騎兵太陌生了，騎兵是衝鋒或靜立的人生。就殺人的方式而言，騎兵比步兵更直捷也更令人戰顫。步兵用子彈遠遠地把對手胸膛射穿，騎兵用馬刀將敵人砍倒，炮兵簡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他們手裝的炮彈在幾裏或十幾裏外轟然爆炸，村子、莊稼或人都懾服於一瞬的震動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