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曆史在許多時候常常以魔術家的身份出現。當有人在離時代的放映機鏡頭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時，光束印在銀幕上的則是一隻曆史的巨手，這隻手還可以在銀幕上做出許多古怪的手勢。而其他的人，無論隊伍蜿蜒了多少公裏，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說，當真正的演出開始之後，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隻有演員留在上麵。上世紀50年代末，我父親被清洗出軍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從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後，他仍和過去的戰友們宴聚。內蒙古騎兵在結束40年代末的戰事後，60年代初期去另一個少數民族區域青海，成功地剿滅了那裏的戰亂。到60年代末期，內蒙古騎兵師——從騎一師到騎五師的官兵全都麵臨滅頂之災。內蒙古的“挖內人黨”運動，使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關押、肉刑和精神摧殘。其他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區的騎兵團（4948部隊，老十四團）是酷刑最慘烈之處。這個團的團長（或許是政委）被打得遍體鞭傷之後，灑上鹽水，用膠布裹住全身。幾天後，造反派把膠布連肉帶血撕下來。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記了，仿佛叫阿穆爾薩納或其他。最後，他被打死了，死之前雙眼被挖出。他的家人回到了牧區老家。這個團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許多人被打死、致殘或遣送鄉下。此團番號旋被取消。在這裏，我不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是什麼人做出這樣的酷刑？這種問題沒有意義。隻能說是某一些人，在當時是多數人，至於他們是北京軍區派來的或是本團的人都不重要。現今他們都活著，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那個被折磨死的團長原來也有一條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內入黨叛國分子”的名單。他隻供了一個名字，外調人員發現那是他故鄉的一隻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貴也正在這裏：不想讓其他戰友遭此酷刑。但他的戰友也沒因他的高貴而幸免於難。我父親也沒因脫離軍界而未遭劫，他被吊打15個晝夜，直至精神錯亂，全身多處骨折，時在1969年的昭烏達報社。有幾位參與領導和實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經沒有興趣錄下。我父親至今健在，當時的總編和蒙編部主任因不堪酷刑，自殺了。
1984年，新華社電稿平靜地發出一條簡訊：我軍取消最後一個營級騎兵建製。我不想問我父親對此有何感想，因為他不會戲劇化地產生什麼感想。他已經離開了社會主流，而在戰爭年代也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無論他當年怯懦也罷，茫然與蠻勇也罷，一種騎兵式的行為已在他心裏定勢，做什麼事都要衝鋒。譬如翻譯和出版幾種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書籍。事實上，當騎兵很糟糕，首先這種衝鋒的心理定勢就使人不得安生。然而戰爭留給人的就是這些，它無法改變。
不久前，我父親來到我在沈陽的家，吃到一種叫“紅富士”的蘋果。他認真地吃過之後，告訴我：“唔，好吃。”我眨著眼睛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這豈止是“好吃”，時下的歌舞廳、卡迪拉克、把頭發染成紅色的女人、電腦繪畫和彪馬運動鞋等等，怎麼能向這個老騎兵說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