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何金銘交往中，總感到他身上煥發著一股濃重的書卷氣。毋庸諱言，他長期為“官”，從事黨的政策研究工作時間較長，但是他卻似乎“官”氣小，文氣重，在言談笑語中仿佛總在思索什麼、捕捉什麼。
知道他喜寫詩也寫散文，喜隨筆也寫小說，但是我沒有想到他竟然寫了這麼多。這幾年出了好幾本書，最近又看到他編撰的《何金銘詩文集》，約有六十萬字，不由得令人驚詫！即是這一點，也足見其何等勤奮。他能在百忙中擠出那麼多時間來，一麵讀書一麵寫作，一篇接一篇，經年累月，集小成大，集多成書，實在來之不易，我覺得隻有用勤奮二字來解釋了。
我想何金銘的勤奮，主要來源於他的強烈的曆史感和使命意識。翻看他的詩文集，盡管也有自己詩的意象、自己的日記調查手記、自己的散文隨筆，然而他的感情更多地傾注於青春的話題、青年的話題。麵向青年，關注青年的命運，傾聽青年的心聲，從而因勢利導，和青年們交心相談，因為青年代表著我們時代的希望，祖國的未來。正是這種使命意識的驅使，才使他寫了許多和青年對話的散文隨筆。
何金銘選擇青年作為一個主要話題，無疑是順理成章而又得心應手的，因為他本人一參加工作就長時間從事共青團活動，與青年建立了親密無間的手足之情。他了解青年，信任青年，熱愛青年，和青年們在一起如魚得水。
他和青年們談人生，談事業，談理想，談前途。他談時間老人“道是有晴卻無晴”（《時間》），談聰明反被聰明誤（《龜兔賽跑的第三個故事》），談《笑林廣記》中“名讀書”的笑話，談羅健夫、蔣築英和癌魔作鬥爭（《學習羅健夫、蔣築英隨感》），談韓愈的《進學解》（《勤、嬉、思、隨四字解》），談清潔工人蘇傅發於瑣碎處見精神（《蘇傅發》）等等。
他為青年們寫作沒有浮誇之態，沒有虛妄之言，平等地侃侃而談，情真意切，自然明快，娓娓道來，體現了他那顆火熱的心腸，難怪他的散文隨筆受到了許多青年朋友的歡迎。
我讚賞他的短小精悍的千字文，不管是他的《東鱗西爪》，還是《青年話題》，不管他使用何種體裁，還是何種題材，都多采用千字文的手法，這種短小精悍的文章，便於讀者擠時間閱讀，也符合青年讀者的特點。其實，千字散文，寫起來並不容易。
他的散文隨筆多構思奇巧，立意新穎，讀來輕鬆快當，使人興味盎然。我以為寫千字文不易，篇篇寫出新意更不易。而他卻執意求短求新，這點是很可貴的。
《何金銘詩文集》題材麵很寬，還有《春天的歌》、《愛花說花》、《書林一葉》、《日記三抄》和《稚齒之作》等。時間跨度也大（一九四六―一九九一），經曆了四十五年。四十年的風風雨雨，四十年花落花開，從中可以體味到曆史的腳步和時代的投影。
我們已知，他從小得教於父，開始練習寫日記，一記就是十餘年，要做筆記，一記又是十餘年。這般勤苦練筆，使他得益匪淺。按他自己的說法，記日記“頭一條教益是老實”。老老實實做人，老老實實做文，而且寫得無拘無束，真實樸素，這不也正是他詩文集所顯示出來的風格麼！
何金銘愛讀書、善讀書，他的許多散文隨筆引經據典，涉獵廣泛，與他博覽各色各樣的書籍有著直接的關係。他也重實踐、重調查，他的不少手記雜文很有見地，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自己獨到的論點，而這些都是從調查研究中得來的。
例如他寫愚公移山和老婆婆磨針（《鐵杵磨針是否值得說》）；他讀《病梅館記》；他關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議論；他的“短而有實在內容好，長而有實在內容也好”的幽默論說（《說短道長》）；他對報喜得喜，報憂得憂的剖析（《東鱗西爪》四）；他的“要敢用勝過自己的人”的論點（《劉備的本領》）等等，都有自己鮮明的觀點，獨到的見解，也都是有感而發，情動而筆，言之有物，引人深思。
何金銘喜愛短小精悍的文體，稱它為短論也可，散文也可，小品也可，雜文也可，我總覺得這正好反映出了作家的創作個性。他不拘形式，不拘一格，寫得自然而灑脫，隨意而得體，也許更接近隨筆，因而統稱為隨筆之類更確切些。因為，他寫作不是說明事理，便是借題發揮，或所見所聞，或所思所感，都具有夾敘夾議的特色。他做文仿佛都是隨意著筆似的，都是信手拈來似的，真乃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何金銘欣賞清?沈複的
《浮生六記》：“餘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親我取之意……”他對此又有新解：“在人棄中看不到應棄之處，在人珍中看到不可取之處。”我覺得他和沈複的論點都很有點道理，是可以相互借鑒的。
我想，具有這種人生品格和風骨的人，多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也多屬書卷氣很重的人。你以為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於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