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概就是統治者對於文人相當戒懼，要不斷收拾的原因了。
解放以後，反對封建迷信，提倡科學文明，革命壓倒一切，鬥爭哲學為先，“結義”之舉沒了市場，“拜把子”之風日見衰微。盡管《三國演義》、《水滸傳》依然暢銷，但讀者對這個陳舊的話題，不再表現出興趣。
西方世界裏，兩個人構成特別緊密的關係，諸如兄弟般的情誼，當然也是有的。譬如希臘神話裏的德蒙與匹西亞斯（Damon and Pythias），譬如《舊約·聖經》裏的大衛和約拿丹（David and Jonathan），或出於感情，或出於承諾，或出於宗教信仰，或出於人格力量，構成始終不渝的生死之交。這與幫會派係，秘密結社的“結義”，這與封建落後，愚昧迷信的“拜把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對一位洋人，貿貿然地說出這個江湖術語，而不加適當詮釋的話，大鼻子一定會瞠目結舌的。同樣，當代中國的年青作家；尤其是讀外國文學，讀翻譯小說成長起來的四十歲以下，或雖四十歲往上，但仍處於時尚，潮流，炫酷，裝嫩階段的作家，正如他們熟悉麵包的程度，要大於饅頭一樣，對舊時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結盟行為，恐怕也是相當隔膜的。
當然，“拜把子”的這個“把子”，究竟為物，還是一種精神上的東西？來自何處？
因何而來？確實不可解釋。最權威的民國時期蕭一山著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裏，大量抄錄自藏於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中，那些幫會組織的符咒、口白、罰規、誓詞、祝文、隱語，以及詩對等原件，根本無“拜把子”這一說。更不用說作為“結義”的經典著作《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壓根兒也看不到“拜把子”字樣。
考其由來，實在是很不得要領的。
說了歸齊，還是曹雪芹偉大，要不他怎麼會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永遠的大師呢？是他在《紅樓夢》的第六十回，提供了最早的“拜把子”這個詞語的文字記錄，大師之大，恐怕就體現在這裏了。
中國文學最不值錢的一頂帽子，就是“大師”了。由於大師名號太多太濫，燒飯的為大師，做冰糖葫蘆的也為大師，澡塘裏的捏腳搓背的更為大師，於是文學大師也隨之掉價貶值大跌行市。特別是民國以來的大師，解放以來的大師，新時期以來的大師，就像縣辦的、鎮辦的罐頭食品廠的產品那樣，保質期有限，過了有效期就不堪食用。一兩年，三五年，就基本上不是東西了。
曹雪芹的《紅樓夢》，二百多年過去，每讀每新。倒有點生命之樹常青的意思。就在其中，我們讀到了那個叫芳官的小戲子，賈府文工團的主角，伶牙俐齒地損著趙姨娘：“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哩！”為我們留下這個重要的線索。
至少在康雍乾盛世，就有“拜把子”這一說。因此，一證明了此說之悠久，二證明了此說隻限於流行於下層社會，三也證明了真正的文學，總是具有曆史的價值，而為曆史作形象的注腳，或許正是文學應該擔負的使命。
“拜把子”的“把”，據《現代漢語詞典》，作為量詞，一是用於有把手的器具，如“一把椅子”，“一把茶壺”；一是用於一手抓起的數量，如“一把筷子”，“一把花兒”。從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到四川老一輩作家的書中，涉及抱哥的描述，我們得知，對其組織的大哥大之流，概稱之為“舵把子”。顯然，當時那些草根階層，低下社會，市井人家，升鬥小民，因為識字有限，由於文墨不通，將這個量詞的“把”，所包含的“把握”、“控製”、“集束”、“聚合”的隱意，予以圖騰化，成為一種原始崇拜。漸漸地“把子”，也就作為一種拜物教的象征，而在民間流傳下來。
但人們“拜把子”，與崇拜無幹。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經濟上的利害相關，及共同要應對的外部勢力，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拜”在一起，聯誼是次而又次之的事情。這種以感情色彩來掩蓋其野心，其圖謀，其韜略的“結義”方式，多不為具有一定文化教養的階層所取，而是諸如“梅香”等底層社會中人所樂為。
“桃園三結義”的主人公，也是漢代的“梅香”之流，上不得當時講究門閥的台盤，是比較衰微和缺乏底氣，可又很想趁此大亂之年，撈一點實惠的底層人士。劉備織席販屨，張飛屠豬沽酒，關羽殺人亡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製度下，當然是響當當的紅五類。可在東漢末年，比之袁紹的四世三公，比之曹操的身家顯赫，比之孫策的江東名門，這三位的心裏，就有些發虛發毛，很覺得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的。
可這哥兒三個，一不甘心就這樣沉淪沒落，二不甘心就這樣錯過時機，因之，用結義手段聯絡起來，形成合力，能有所作為。作為單個的人，處在社會生活的較低層麵，人微言賤，無足輕重，攀援乏力，上升無望。隻有結成同聲共氣，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的把兄弟關係，才能立足，才能掙紮，才能奮鬥，也才能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