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類以形體動作，以嘴巴功夫，獲得君主青睞和眷顧的弄臣，隻是弄臣的一小部分。而以色相誘惑，以肢體纏綿，獲得帝王寵幸和恩渥的弄臣，才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弄臣。外國宮廷裏的弄臣，多為前者，中國宮廷裏的弄臣，多為後者。他們對帝王，君主，政權，體製，所產生的影響力，所起到的壞作用，是相當可怕的。
司馬遷作《史記》，將《滑稽列傳》放在《佞幸列傳》的後邊，這次序之差，並非無意的安排，而是這些幾乎日日夜夜與帝王“共臥起”的弄臣，是帝國宮廷中最黑暗的淵藪。連太史公也十分酸溜溜地歎息：“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史記·佞幸列傳》）
司馬遷當然也是弄臣，他的命運不佳，甚至比不上同姓的司馬相如在漢武帝跟前吃香，更不用比那些佞幸類弄臣了。“弄臣”一詞，在《史記》中，見於《張丞相傳》，“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這個“通”，即鄧通，就是一個以男色侍人的弄臣。漢文帝太畸戀於他了，賜給他礦山開采權，成為巨富。
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的帝王，常具有同性戀的變態心理。所以，龍陽之興，斷袖之癖，男色之風，也是宮闈中頗見不得人的穢史。據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有關佞幸與帝王性生活的記載，不可勝計：
如“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的鄧通；
如“武帝為膠東王時，與王學書相愛。始時，常與上共臥起”的韓嫣；
如“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的李延年；
如“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的淳於長；
如“常與上共臥起，嚐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的董賢。
據潘光旦譯注靄理士《性心理學》一書附文，除上述諸人外，犖犖大者，尚有高帝的籍孺，惠帝的閎孺，文帝的趙談、北宮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賞，武帝的韓說，宣帝的張彭祖，元帝的弘慕、石顯……這些漢代的佞幸弄臣，都是與帝王“共臥起”的同性戀伴侶。
由此可見從周秦起到明清止的曆代王朝中，以情以色侍候主子的佞幸，曾經是一個很發達的行業。這些以色侍人的弄臣，為贏得主子的愛幸，討得主子的歡心，其行為之不恥，其人格之卑汙，其為民眾之所不齒，其頂風臭四十裏的名聲，以及可想而知的後人責難，他們是毫不在乎的。隻要能在權力的盛宴中分一杯羹，那醜惡的嘴臉，狼藉的惡行，無不令人發指。
嚴格地說，西方的jester也好，fool也好，隻是一種初級階段的弄臣，靠嘴上功夫，逗得帝王開心，停留在搞笑層次，比較低檔。中國帝王之豢養弄臣，可以上溯至紀元前數百年。司馬遷於公元前一世紀開始寫作《史記》時，耶穌尚未降生在馬槽裏，又隔了幾個世紀，巴黎的貴婦，仍盛行在馬路上隨便小解，將裙子一撒開，蹲下來就把事辦了。歐洲國家的統治者，別看現在人五人六，那時，恐怕連弄臣的概念還不具備咧！
所以，繼滑稽，佞幸兩類弄臣以後，以美文頌德，以華章炫飾，獲得統治者的賜賞和褒獎，以辭賦，以詩詞，以文章，以論著為主子服務的第三類弄臣，算得上是我們耍筆杆子的翹楚之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其中許多人，雖為弄臣身份，但卻是文學的扛鼎人物。當屈靈均為楚懷王所寵幸之時，當司馬遷為漢武帝所重用之日，那時的歐洲，男人穿樹皮鞋，女人戴貞操帶，才走出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剛踏進文明世界的門檻。對於文化或文學弄臣的覺悟晚，起點低，望塵莫及，是不足為怪的。
在魏瑪公國，文學大師歌德，作為伯爵，伯爵夫人，伯爵小兒子的樞密顧問，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弄臣，雅一點，叫做詞臣。恩格斯對他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段精辟的議論：“我們並不是責備他做過宮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侖清掃德國這個龐大的奧吉亞斯牛圈的時候，竟能鄭重其事地替德意誌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宮廷，做些毫無意義的事情，和尋找Menus Plaisirs（一些無聊的歡樂）。”這是發生在公元19世紀的事情。在中國，公元前一二世紀，如屈原、宋玉；如司馬遷、司馬相如；如鄒陽、枚乘，早就是正式領薪水的“文學侍從”，或受皇帝王侯雇傭的“禦用文人”。司馬相如在長安不得要領，梁孝王來長安，把他招聘去做詞臣，後來王死，失業，又回到首都，通過狗監楊得意的這位下三爛的老鄉關係，在漢武帝跟前說了幾句好話，專業為皇帝皇後寫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