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病得很重，賈府上下焦急萬分，請來名醫張友士，診脈以後說道：“今年一冬是不相幹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這番話的意思，連傻子也聽明白了，何況賈蓉？可到底害的是什麼絕症，醫生不說，作家也不說，《紅樓夢》中這位始終是謎團一樣的美人，又多了一層懸念。
據張大夫“或以為這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的話來推測，即將香消玉殞的，也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塑造的最完美女性，有可能患的是婦科腫瘤之類的病症，而且到了晚期。再高明的醫生，也是回天乏術了。
平心而論，人之垂危，是很值得同情的，無論以往有多少不是，也不應該苛責了。清末的王希廉，即護花主人，最早的《紅樓夢》評點家之一，在大夫闡講病情一段，於書眉批上“一副色欲虛怯情狀”的評語，是有欠厚道的，無論如何，已是行將就木的人了嘛！
評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李卓吾，金聖歎，李漁，毛宗崗，為其佼佼者，在古典小說批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評點式批評，及時跟進，隨感而發，嬉笑怒罵，生動活潑，是其優點。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就事論事，忽略全局，是其缺點。因此，長於“後顧”，短於“前睡”的手術刀式的評點，作用於文本的意義，要大於對文學運動、現象、潮流、思潮的探討與研究。中國的文學評論家，或批評家，所以“事後諸葛”者甚多，“高瞻遠矚”者甚少，恐怕和評點的這種弊端有關。積習相沿，舊風不改，也是當代中國大師級評論家難產的原因。
雖然不少人自命為大師，或被徒子徒孫尊之為大師，那是小圈子裏的室內清唱劇，純屬自娛自樂。這位王希廉，大概也是有“大師感”的人，在那裏信馬由韁地開評。北京有一句俗話，形容某個人瞎說八道，叫做“真敢開牙”，他就是一個。其實，此公倘不是依附在《紅樓夢》的字裏行間，誰會知道他是老幾呢？誰會在意他說的那些昏話呢？
這也是《紅樓夢》問世以來，招來不計其數的食客，一個個吃得肥頭大耳的緣故。凡樹大，底下乘涼者必多，凡顯學，賴以蹭飯者必眾，凡本主兒長眠地下無法從棺材裏爬出來辯白，那些“真敢開牙”的家夥必蜂擁而上，這就是大師難逃的悲劇命運。
“護花主人”得風氣之先，是較早啃紅學得了便宜的一員，稱得上是時下所有捧“紅學”飯碗者的前輩。他這“雅號”，自作多情，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那假正經，令人討厭；他那自以為是，令人討嫌。對不怎麼樣的批評家來說，無論古今，都患有這兩種胎裏帶的毛病，很難治愈。有什麼法子呢？懷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經，凡罔顧客觀自說自話，必自以為是。於是，一張油臉，一雙鼠眼，滿嘴噴沫，口臭熏人，讓人受不了。
評論界的這種陳年痼疾難除，也就別指望當代文學批評史，能夠使人多麼振奮。
顯然，此老為焦大“扒灰”說，脂硯齋“淫喪天香樓”說所囿，偏往歪處想，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盡管從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講不偏不倚，講無過無不及。實際上，數中國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概全，就是矯枉過正。好，好到無以複加，完美無缺，恨不能將所有諛詞都用上；反過來，孬，也必然孬到一無是處，連本非孬的一切，也掛搭上了。
其實，人吃五穀雜糧，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憐哪，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碼也要得上花柳白濁，楊梅大瘡，才對得起列位看客似的。王希廉一句“色欲虛怯情狀”，這位長門長媳，要在“文革”期間，就該掛上破鞋遊街了。所以，對於說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說得太壞，壞得不知伊於胡底的文學見解，應該抱老農“聽蝲蝲蛄叫喚，還不種地”的質疑精神，爽性去他媽的。因為，王希廉雖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當然耳”的評論，是不會絕跡於文壇的。
這位經馮紫英介紹來的醫生，望問聞切以後，提起筆來，開了一張藥方，共十四味，外加兩味引子。對中醫藥了然無知的我，曾經拿著這方子求教過認識的大夫，那也是《紅樓夢》的一個讀者，他說，這應該是一服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劑，作為醫生，總是要聊盡人事的。
酷評家對他要滅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碼的寬厚了。
很慚愧，早先讀到這張藥方，總是一掠而過，從不思量。後來，我也學著寫些東西，懂得寫作的“惜墨如金”，和“一字不易”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個構想，都具有其個性化的特質。一筆一畫，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別要寫出來的東西，必然帶著軌跡可尋的個人色彩。便對大師的這份執拗，感到好奇。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他不知道大多數讀者，不會介意這張藥方的？
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一巨冊《紅樓夢》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藥的具體分量，幾兩幾錢都明細標出。但絕大多數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訂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中的《石頭記》版本，都不買大師的賬，通常略去這些細節。因為，方子已屬多餘，有這個分量，無這個分量，更不關緊要。
“良工不示人以樸”，他這樣做，必有他的道理。盡管紅學家多如過江之鯽，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為大師的寂寞一歎！那個最為絮絮叨叨，最為婆婆媽媽的脂硯齋，居然保持緘默，讓我意外。
這真痛苦，評論家一失語，讀者不就該無所傍依地惶惑了嗎？
不曉得在西方文學作品中，有否於文字中，插入一紙處方者？因讀書不多，所知有限，不敢斷言其無。但中國有小說以來，惟見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李瓶兒喪子以後，哀毀成疾，西門慶曾經請了一位趙太醫來給她看過病，出現過藥方。但那僅是幾句順口溜，作不得數。不像曹雪芹鄭重其事，將一張正經八百的藥方，堂而皇之地條列作品之間。如果能夠上吉尼斯記錄，估計，《紅樓夢》為獨一份。
一般來講，作品中寫醫生及其治療過程，算不得什麼稀奇的事情，曹雪芹偏要錄入這張無趣的藥方，首先，不能不敬服大師的相當自信，他估計到你不會細看，也要照抄上去。作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如此破天荒之舉動，恐怕隻有他方能為之。一般作家，想都不敢想，更甭說做起來了。我等小八臘子，縱使借給咱鬥大的膽子，也未必敢幹。
其次，我也試著想，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詩作品，應該有“萬皆備於我”的氣度和胸懷。但這張幹巴巴的藥方，能炫耀其作品之包羅萬象，能顯示其學問上之廣知博識嗎？如果把曹雪芹看成如此淺薄，那倒是對大師的褻瀆了。因此，我一直嚐試著理解大師，將藥方固執地留在作品中的意圖，是不是有一份難以忘懷的心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