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寫出這些“談笑之資”，寫出了作品所附著的那個時代的部分真實，是他高於同期其他章回體小說的原因。如果後人要想了解清末的社會狀況，人文麵貌，官場醜態，市井畫麵，《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是一部具有參考價值的文學作品，雖然其藝術性、思想性並不很高。吳趼人憑藉其作品所附著的那個時代，一百年後，尚能不朽，這也就了不得了。
魯迅寫到這裏，筆鋒一轉，說吳趼人當年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這就是歪打正著，沒想到，文不朽，事亦不朽了。
據曹聚仁先生考證，這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有關三百金的糗事，事實經過很簡單：吳趼人在上海灘辦小報，賣文為生，稱得上嬉笑怒罵，冷嘲熱諷。他的筆下，既揭露官場黑暗，士紳惡行，也指斥洋場劣態，媚外醜行，更嘲弄無知愚昧，科舉封建，當然也少不了無聊文字，捧場文章，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以打筆墨官司，捧長三堂子，罵官府要員，損有錢老板，小有聲名，聞於滬瀆。
而當時的中法大藥房老板黃某，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他的這支筆在市民中的影響力，便求其吹噓該藥廠製造的“艾羅補腦汁”。吳趼人拘於朋友麵子，寫下了這篇共七百八十字的短文《還我魂靈記》，說他服用此藥後，如何“文思不澀”，如何“勞久不倦”，以證明該藥的功效非凡，事後，黃老板饋送大洋三百塊，表示酬謝。
寫字付潤筆，作文給報酬，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行為。其實，中國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講起阿堵物來，也是很在乎，而且並不很清高的。《譚賓錄》記載唐代的李邕，“早摣文名，尤長碑石，前後所製，受納饋送，亦至巨萬。自古鬵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鄭燮，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為“揚州八怪”之一，但也不恥談錢，他在《板橋潤格》裏公開侃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即或是三千枚當十銅錢，也不亞吳趼人每個字值不足大洋半塊的開價，比之前人，吳先生該算得上是一位謙謙君子了。
然而，在上海灘上，還引發一場軒然小波。
據《我佛山人文集》，就這三百大洋，引《滌庵叢話》的記述，“吳趼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魂靈記》，又何說也？因作挽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為完人。’”這句挽聯，用於吳趼人，顯屬誇大其辭。隻不過活了45歲，未享期頤之年，算什麼福將；收了三百大洋，寫了一篇諛文，難道就不是完人了嗎？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的“訾議”，就是記述這件事情，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是光明正大，嫉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然而，屁事卻有可能進入文學史而告不朽，倒給後來文壇求長生者一個了不得的啟發呢！
於是，所謂文學的不朽，不能籠而統之，其實，也存在著三種不等式的區分：第一種是最需用力的，像《紅樓夢》，耗盡畢生心血，以作品本身的藝術生命力而得不朽；
第二種是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並非不需用力，但至少不致苦到“淚盡而逝”的程度。可是，由於作品與某個特定的社會曆史時期相關，因此，有其部分認識價值而也隨之不朽；
第三種就不用字斟句酌去下死力氣了，全憑炒作，製造轟動，吳趼人的三百金，能夠寫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裏去，那麼，一個好端端兩腳直立行走的人，忽然像畜類四腳落地，行走如飛，能不令人感到好奇，駐足觀看嗎？
現在，在文壇上跳跳蹦蹦，指指戳戳，罵罵咧咧，瘋瘋癲癲的那些人物，就是想通過諸如此類的洋相，耍寶，無賴，德行，罵街，叫賣，花癡，犯瘋，擠入文學史的邊縫裏，謀得一個“不朽”。於是我想起晉大司馬桓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誌，嚐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資治通鑒》）
同是不朽，卻頗不等值的。
回過頭來再說這位吳趼人，他雖在晚清文學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說到底，文學是一個消費市場，那些頂尖兒的大師，不可能滿足全社會所有讀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夠非大師級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額。我佛山人就屬於這一類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算不朽，但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不朽，他有他的讀者，我就是一個。我想對一個作家來說，這也就夠了。
至今還能記得念中學時代，讀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欣快熱辣，捧腹大笑的樂趣，所以，對這著作一生，辦報一生，風流一生，快活一生的吳沃堯，即或是第二類的不朽，也夠我欽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