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老北京有過三千條胡同，現在，為數不少的胡同，估計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了。雖然這使一些文物保護主義者很痛苦，傷心欲絕，大聲疾呼，但依我小人之心，來度他們君子之腹，讓他們當真地住進小胡同裏的大雜院中，人均住房麵積隻有一平方米，或不足一平方米，或祖孫三代同居一室的話，恐怕也就會認為這種胡同的死亡，未必就是城市的末日。正如北京的舊地名不是不可改，北京的這些破舊大雜院，也不是不可拆。
應該承認，城市和人一樣，也是要新陳代謝的，在地球上，唯一沒有變的城市，是從火山灰裏挖出來的古羅馬龐貝城，唯一沒有變化的人居環境，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洞穴。我敢說，所有的參觀者，無人會打算把戶口和糧食關係轉過去，留在那裏長住，做永久居民。從近年來發現的元大都遺址，那埋在地下的曆史也在曉諭我們，明、清兩朝建城時，也是毫不客氣地將忽必烈經營的古城廢棄，任其被沙塵暴掩埋。如今，要不是挖出來幾段殘牆斷垣，重新裝修起來，做做樣子，元大都在這座城市留下的唯一紀念，隻剩下源自蒙古語的“胡同”這個詞語了。
我記得，1949年的秋天，我剛到北京時，入住現在為新華社，當時為國會街的北大工字樓的宿舍裏，每天推窗都能看到從門頭溝來的駱駝長隊，馱著塊煤，響著丁丁冬冬的駝鈴，慢慢悠悠地走在古城牆邊的土路上。秋風斜陽，黃葉衰草，趕駱駝的漢子那反穿的羊皮襖，是我清晨見到的第一道風景。那種蕭瑟的傷感，那種晚秋的惆悵，也真是充滿詩情畫意的場麵，要比那些破爛的大雜院，更讓我向往。現在，國會街徹底沒了，工字樓早就沒了，那灰撲撲的順城街也沒了。我不禁想，如果今天的前三門大街上，沙漠之舟仍是我們城市運輸主力的話，恐怕倒是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悲劇了。不破不立，還是有它的道理，沒有舊地名的消亡，哪有新地名的出現，城市的存在和發展，那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不可能永遠定格在某個年代而停滯不前，這就是時代潮流的辯證法，曆史發展的唯物主義。
現在，你若坐出租車，碰上老一點兒的司機，到三環路、四環路外的一個什麼地方，也許他能將你送到目的地。若碰上新手，對不起，你得給司機帶路。北京變化太大太快的同時，難免就有做成夾生飯，或者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現象，至少，在地名這個與國計民生無礙的局部上，管理部門顯然也有一些忙不過來而照料不細之處。
當我徜徉在城市的新景觀，陶醉於古都的新氣象中的時候，有些新地名，會生出一種吃了一口米飯，遭遇一顆石子的硌牙感覺。譬如新建的樓盤，一張嘴叫什麼“城”，譬如新建的別墅，自稱什麼“花園”，譬如新建的文體娛樂場所，動不動就叫什麼“中心”，譬如新建的寫字間商住樓，居然大言不慚什麼“廣場”……這些文不對題的，不合國情的，生搬硬套西方的地名，頗給中國人帶來難堪。在漢語中，所謂“城”，所謂“花園”，所謂“中心”，所謂“廣場”，都是具有明確定義的。
外國的“廣場”，由西班牙語plaze而來，具有市集的意義，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在中國，在北京，20世紀以來，從“五四”運動，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廣場”這個詞，是一種特定的政治概念，幾乎成了專屬於天安門的詞彙。因此，走在長安街上，很難將王府井南口的東方廣場，北京站口的中糧廣場，與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門廣場，類比在一起，怎麼叫怎麼別扭，怎麼想怎麼荒謬。我發現，其實北京人也並不認同那兩個新出現的所謂“廣場”，通常在口頭上徑直說成“中糧”、“恒基”，或者“東方新天地”，而省略掉“廣場”二字。
要細品北京的地名，最大的特色，是作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曆史沿革，天子腳下的大街小巷，胡同院落，官府衙門，商旅市集，都是以紫禁城為基準方位，坐北朝南，左東右西，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正陽門，地安門，輻射出去的內城和外城的九個城門，每座城門是一個坐標，因此，每座城門，也是一個地名中樞。在北京，你隻要知道這些城門，也就大致了解古都的梗概。
然而，對一個乍到京城，站在失去城牆，失去城樓的那塊空場上的外地人來講，就不免要天子腳下尋路難了。北京城，最不該拆的建築物，一是城牆，一是城樓，隻要這兩樣東西完好無損地保留著，那就是永遠的古都氣象。四合院即使全部保存或者改造，頂多也就出來平安大道那種布景的效果。而都城真正的莊嚴肅穆之氣，龍盤虎踞之勢，王者南麵之威，萬邦來儀之盛，是由金碧輝煌的紫禁城，環城不斷的內外城牆，以及登高望遠的諸多門樓，構成這種雄渾的森嚴的萬千氣象的古都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