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到外地出差，留下通訊地址，北京東四十二條多少號。
他說，接待單位的工作人員，歪著腦袋打量他，問他：是東，四十二條嗎？
我的朋友很納悶兒，因為他一下子沒聽出“東”後邊那個逗號，便回答說，千真萬確，是東四十二條。
那位管登記的小姐，嫣然一笑，你們北京人真行，從東一條，東二條，排到東四十二條，光數就要數半天。若是外地人從一條找到您住的四十二條，腿豈不得走斷？
他說當時聽了以後哈哈大笑，我聽他這一說，也由不得哈哈大笑。
北京的地名，成千上萬，這其中包括道路名，胡同名，小區名，廣場名，公園名，橋梁名，河流名，湖泊名，以及過去有過，現在不複存在的城門名……無論是仍在使用著的地名，無論是已經消逝的地名，無論是紛至遝來，目不暇接地正湧現著的地名，要研究曾經是天子腳下的這座城市的地名，其複雜多端，其精彩紛呈，其花樣百出，其故事傳說，還真是一門深奧的學問。
我不知道北京市政府大樓裏，有沒有這樣一個城鄉地名管理科，專門負責命名工作？
估計不但一定有，而且還應該有一套關於命名的規定製度，登記辦法，呈報手續，核準過程。這其中，因為是古都，因為是天子腳下的緣故，三五百年沿用下來的地名，顯然有一條盡量不改的基本原則。所以，東四十二條，已經叫得太慣了，因此，不會因外地人的費解，就改動的，這叫尊重曆史，尊重沿革。“東四”和“十二條”這兩個概念連在一起，對北京人來說，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絕不可能發生“東”和“四十二條”分開來的混淆狀況。外地人一定要那樣理解，那是他們的事，反正北京人明白就行。
“東四”這個地名，全稱為“東四牌樓”，那是大清王朝的地名。解放以後，影響交通，人民政府便將那四座牌樓，拆遷到陶然亭了。這樣，“東四”，隻是老北京人的一個心理坐標，不具任何標誌性意義。隨便一個外地人，更不用說老外了，初來北京，你要讓他找到東四，西四，或者東單，西單，大概比較困難。即使他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個地名所在，身處其間，四顧之下，除掉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別無其他標誌。到底也弄不懂何以稱四，何以稱單的。因此，可想而知，市府裏的這個地名管理科，為本地人著想多，為外地人著想少，作為首善之區統管地名的辦公部門，我想還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加盡善盡美一些。
50年代，我在東單三條居住過。外地來我們機關出差辦事的朋友，陪同他們逛街，最省事的路線，就是由東單而東四，然後拐回來，到王府井。我碰到過一位好學不倦的外地人，他很較真地跟我探討，既然有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為什麼沒有東雙，西雙？他認為，按邏輯是應該有的。於是，啼笑皆非的我，不得不大費口舌，從義和團，慈禧的紅衛兵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清朝政府謝罪立牌坊說起。由此，我一直在想，北京不完全是北京人的北京，也是全中國人的北京，地名識別的易解性，準確性，清晰性，得為全中國人著想。尤其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有些似是而非，不著邊際，歧義叢生，令人摸不清頭腦的地名，也應該與時俱進才好。
牌樓沒了，這個“四”或這個“單”，還有必要保存下來，令人糊塗嗎？
北京的地名，不是改不得的。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至少恭逢兩次大改名的熱潮。第一次，60年代“文革”狂飆初起之時，那些紅衛兵小將以他們可憐的想像力，創造力和病態的幼稚，把“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把“友誼醫院”改為“反修醫院”，把“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還想把長安街改為“紅太陽路”或“東方紅路”，以及其他許多匪夷所思的古怪想法。盡管改得不倫不類，不三不四，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但當時，當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眼睛瞪得再圓，不也捏著鼻子接受了？
風雲突變的橫掃一切，固然造就一批人，但也戕害一代人。至今我的那些同行中，出身於紅衛兵的作家，詩人，評論家，恕我直言，由於那時太忙於革命，太疏於讀書的緣故，直到今天，從他們的作品中，仍舊未能讀出太多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來，而那種病態的幼稚，卻還頑固地保留著，令人為之扼腕。這種曆史的遺憾，也就隻好按北京人的歇後語所講，“賣羊頭肉的，不過細鹽（言）不必多說了。但地名可改，並非鐵板釘釘，動不得的。其實，劈柴胡同，改為辟才胡同，奶子府，改為迺茲府，老祖宗也是大筆一揮，信手改掉的。”
而第二次大改名，卻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與第一次不同的，不是改舊，而是增新。當北京市的占地麵積，建築高度，人口密度，膨脹成原來的五倍，六倍以上，我可以想像，市府地名管理科的公仆們，一方麵要處理層出不窮的新地名，一方麵要注銷不複存在的舊地名，恐怕日夜加班，也來不及應付時刻在變化著的地名。隨著城市拚命地向郊外拓展，隨著城內危房的大量改造，地名要想不改變，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