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人，其性格特征之一的狂，最為非文人所關切。
但大多數非文人，通常都能接受這個現實，好像文人的狂，是理所應當的。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時期文人的狂狷，持一種很寬容，甚至讚賞的態度，尤其對於帶頭狂狷的阮籍和嵇康，抱有好感。所以，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絕對不狂心如止水者，幾乎沒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標誌特色。
不過，在中國，太過正經的道學先生，對於這種文人的性格特征，反感，抵觸，看不慣，很惱火的。其實，大多數文人的狂，不妨礙別人，也則罷了。因為狂是文人膨脹的結果，是成就感難以抑製的發泄，隻要對別人不構成觀瞻上的不舒服，感覺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觸，楕神上的不討厭，我們沒有理由不允許人家自我感覺良好。因為良好，而狂一下，狂兩下，第一，無傷大雅，第二，無可厚非。不必馬上把眼睛立起來，麵皮緊起來，像灶王爺那樣嚴肅無比。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史，湧現出來許多優秀的文人，同時，也產生出來更多的灶王爺。這些道學先生，有點像日本農民種西瓜那樣，為了運輸裝載的便利，非要把本來圓形的西瓜，硬憋在方形的盒子裏，讓它長得方方正正，整齊劃一。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就將文人的“精氣神”桎梏如方西瓜似的，自斂，自鎖，自囿，自封。想來想去，數千年來，孔夫子《論語·顏淵》所說過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四勿”，是把中國人，尤其中國文人的思想和行為捆綁起來的戒條。
因此之故，我對於提倡小孩子讀經，非常反感。我不禁想，那些先行者們幹嗎要進行一次“五四”運動呢？
對文人而言，若篤信孔夫子的“四勿”，成天子曰詩雲，隻能寫八股文。小說，詩歌，散文，隨筆，想也別想，即使寫出來，絕對有一股木乃伊味。而木乃伊，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勿”樣板。文人在這種盒子裏，去圓就方，循規蹈矩，削足適履，按部就班，恐怕也就無以為文了。其實孔夫子的原意，並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而是他的學生顏回問他：如何才能做到“克己複禮”？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東西，對這些晚輩來講，大概難以把握真諦，但是，端肅自己的言行，製約個人的欲望，總是能夠逐漸做起來的吧？於是，顏回拍拍腦袋，說，老師，我明白了，實施“四勿”，方可“克己複禮”，是不是？老夫子很高興，覺得孺子可教。這種本質上屬於師生之間道德修養的方法探討，到了曆代封建統治者手裏，卻成了鉗製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在中國，什麼事情就怕絕對，就怕極端，就怕過頭，就怕大張旗鼓，加上道學先生拿住這“四勿”，所謂“拉大旗作虎皮”來對付知識分子，就起到了使西瓜由圓成方的成長盒作用。
這也是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發起“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原因。因此，如今再拾儒學，張揚孔孟，會不會又把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沉渣，重新泛濫上來？真是很令人感到寒栗不已的。
大概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1925年，在湖南的毛澤東，那年他32歲，寫了《沁園春》一詞。這首早年的詩，很有振臂一呼，呐喊自由的浪漫主義色彩。其中“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一句，更道出知識分子奮鬥追求的緊迫感。“方遒”，用白話來說，就是“來勁”，按詩意推論，“方遒”對意氣風發的“書生”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那麼，文人的“方遒”，也就是“來勁”，則更屬理所當然了。文人的來勁，在非文人看來，就屬於“狂”了。其實，這首詞中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當年的道學先生眼裏，肯定是百分之百地“狂”了。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講到在中國文學史上這個狂狷時代，“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深知其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什麼便說什麼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自曹操起，到曹丕，曹植，曹睿，魯迅先生總結成為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他認為：“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大概文學運動的發展規律，也是循著“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原則。曹操的“尚通脫”，與他以前以後的統治者，讓圓西瓜長成方西出發點不同，結果當然也就不同。試想，任何一個蠻正常，蠻自然的中國文人，其稟賦，其脾胃，其意趣，其蘊涵，在盒子裏，被拘束，被收縮，被製約，被扭偏；不在盒子裏，能延展，能舒放，能開拓，能自在，肯定會有迥然相異的差別。這差別，表現在文章之外，便是魏晉文人的狂狷。
狂狷，有兩種，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經的人看來，或可謂之“輕狂”，“張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屬於的的確確的：“傻狂”，“猖狂”，在統治者眼裏劃入“瘋狂”，“喪心病狂”的狂狷。說到這裏，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厲害，魯迅就很崇拜他，他聲明：“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因為這位統治者，既能把狂狷從魔瓶裏釋放出來，也有辦法將文人的這種性格，收拾得幹淨徹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禰衡和孔融兩位“狂”得可以的文人。
漢末，平原德州的禰衡，史稱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尚氣”，亢奮浮躁，“剛傲”，盛氣淩人，“矯時”，針貶是非，“慢物”，悛愎自任，這當然不是什麼好的評價。一個人養成這樣難以恭維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別人的尊敬了。這位年青才子，自視甚高。“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無刺字漫滅。”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漢代造紙業處於始創階段，極金貴，禰衡懷裏揣著的這“刺”，其實就是一塊刻有自己姓名、籍貫、學業、履曆的竹簡。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許還會為人所重，無得狂的狂，便不會有人買賬了。他到處送“刺”，可沒有人接受。這塊竹簡，老是派不上用場，也就休想當時許都的政府機關，文教團體，給他安排一個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裏磨來磨去，刻上去的字跡，都快光禿到辨別不出來了。這位年青人即很失落，很鬱悶，長時間的失落和鬱悶，就憋出一肚子火氣。
有火，就要發作，而且是大發作，擊鼓罵曹，這是中國文人史的唯一。隻此一例，再無第一。
如果在唐朝，還是這個禰衡的話，頂多對聖明的天子，發出“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怨而不怒”的呻吟，打死他也不敢擊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