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奸，有好的嗎？當然沒有。
但有一種論調，認為附敵者中，確有一些好的，比較好的，由於不得已的難處而落水的好人，譬如周作人，即是。“好漢奸”論，就是這些並非等閑之輩的文章中，曲筆為之回護，粉飾，吹捧，美化，而得出的結論。隨著這位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的文運日盛，鼓吹愈熾，“好漢奸”論，也越來越熱烈。令人匪夷所思。
想想，也不禁嗚呼，與知堂老人同時代，文章寫得同樣好的鬱達夫先生，跑到南洋去，搞抗日宣傳，最後，死於日寇的屠刀之下，真不如去當個“好漢奸”了。他有一千次機會當，他不當，偏要讓鬼子“死啦死啦”地幹掉，實在是天大笨伯了。
也許由於產生賣國賊的年代，離我們越來越遠的緣故，那種曾經有過的切齒痛恨的感覺，漸漸淡了。即使在電影裏出現戴墨鏡，穿黑色拷紗衫褲，腰裏別盒子炮的漢奸形象，也多是供人調笑的醜角。可見時間真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劑，人們對於二戰劫難的記憶，即或當事者本人，也遠不如五十年前那樣強烈。
或許，這正是人的可貴之處，不能永遠生活在冤冤相報，再無終結的仇恨當中。於是，說不上是寬容呢，還是有意地忘卻，就對那些人最壞的方麵，盡量不再作過多的計較。罷了罷了，無論如何，半個世紀都過去了，也不能總是沒完沒了地清算。這樣，使得某些心有不甘的先生們，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給周作人頭頂上增添幾道燦爛的光環。
無獨有偶的，這種翻過頭來倒清算的回潮現象，不僅僅在中國，西方也有呼應的，真是不亦怪哉。
最近，德國有一位叫多洛絲哈根的女作家，出版了《沒人逃脫削發的命運》一書。這部名不見經傳的洋人著作，國內目前還沒有見到全譯本，從簡介的短文中，大略知道一些內容。二戰期間，在德軍占領下的西歐、北歐，有許多與德國軍人“私通”的女人，戰後，她們因此受到了殘酷的懲罰。文章的標題，頗具聳人聽聞的效果，《字烙在額頭上》，副題《二戰中與納粹“私通”的女人們》。讀了這篇肯定她們“私通”行為，並譴責民眾殘暴的文章以後，按照這個邏輯推演下來，中國的周作人“好漢奸”論，自然也站得住腳了。於是，敬奉者視若神明，膜拜者為之洗罪，出版者大把撈錢，別有用心者拿他來否定進步文學，知堂老人名前的興旺香火，成了近年來文壇的一方風景，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這種腦筋急轉彎，未免太快的世道，讓人寒心。
二戰中，貝當和賴伐爾的維希法國政府，被稱之為法奸，那時孤島上海的法租界裏，有一條馬路，叫做貝當路，義憤之士要求改過名的；挪威陸軍軍官吉斯林，給德國人當狗腿子，被稱之為挪奸，他的名字遂成為“賣國賊”的同義詞，甚至在辭典中，有這樣一條專屬詞語。如果因與法西斯“私通”，就給這些婦女，錫以法奸、挪奸的罪名，釘在恥辱柱上，當然是不合適的。但民眾不肯原諒她們，也不是沒有道理，她們終究和日本鬼子強征的隨軍慰安婦不同，不是十分強迫地為德國侵略者獻身，怎麼說，這是不光彩的行為，本國同胞的譴責，無可非議。
至少在戰爭剛剛結束之際，對侵略者的仇恨之火，報複情結，不是那麼容易淡忘。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忘記這樣一個背景，當德國女作家筆下這些婦女，與法西斯“私通”時，就在波蘭的奧斯維辛的集中營裏，成千成萬的婦女，還有兒童，正一個個脫得赤裸裸地，排隊走進毒氣室；當這些“私通”的女人，“為元首貢獻一些德國人後代”的尋歡之時，也是那些受難者，頭發剪下來作織物，皮膚剝下來做燈罩，金牙敲下來再熔鑄，被獸性的法西斯殘暴蹂躪之日。那麼，飽受二戰創傷的憤怒群眾，做出一些過頭的事，值得在五十年後予以清算嗎？
我很佩服這位女作家的無動於衷，對殘酷的往事，那種“零感情”式人全然不顧。而戰後當地民眾，對這些附敵的女人，一時衝動的報複行為，卻大做文章，是不是有點兒小題大做？
應該說，與德軍私通的女人，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弱者。很多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向法西斯投懷送抱。但不能不使人思索：曆史，需要公平，譬如公平地對待這些當時曾與敵人“私通”的婦女；但曆史，更需要正義，否則，那邊赤裸裸地死亡，這邊赤裸裸地上床，那邊在敵人刀下，死無葬身之地，這邊膜拜之餘而要洗卻他的漢奸罪名，曆史不是天津大麻花，可以扭來扭去的，如果將與鬼子睡覺的女人，奉為聖母娘娘，而將投江的抗聯女戰士，跳崖的抗日遊擊隊，列入傻瓜賣命之流，民族大義，成為一塊抹布，人間公道，隻是一攤狗屎，豈不應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了？
所以，時下文壇上，魯迅先生被老少爺們兒一股勁兒地開罵，周作人開光以後，渾身上下鍍金，光芒萬丈，如此顛倒黑白，如此罔顧是非地改寫曆史，不僅是對逝者的褻瀆，也是對活著的人的一種精神上的強奸。在這位女作家筆下的“私通”婦女，有的描寫得像羅密歐和朱麗葉一樣，與法西斯侵略軍的“愛情”，如何地天長地久，如何地情深愛長，以此類推，豈不是被皇軍征去用作性奴隸的亞洲慰安婦，萬不該要去討回公道了嗎？
這部《沒人逃脫削發的命運》，與中國境內的“好漢奸論”，很有一點兒異曲同工之妙。
讓人忍不住要問，這世界究竟怎麼啦？
二
這篇作品的簡介，在幾家報紙都刊載了。
開頭部分，先描寫了一幕血淋淋的場麵：“兩名年輕的男子反剪著她的雙手，另外兩名男子粗暴地朝她的頭發剪去。剪刀在她頭皮上刺開一道道口子，鮮血順著她的臉頰往下流，最後在她的額頭刺一個血紅的納粹標誌。她3歲的兒子在一旁瞪著恐怖的眼睛看著這一幕。”接著又寫道：“這是1945年5月的挪威，處處是一派慶祝勝利的節日氣氛。”報紙在刊出此文時，還配有一幅法國攝影師拍下的法國女人被削發以後示眾的照片。
霍桑的小說《紅字》，通奸者的恥辱標誌紅“A”，是戴通奸女人的胸前。但對與法西斯“私通”的女人，懲罰者卻將字明顯地刺在額上。在中國古代，這是一種刑法，叫做黥刑，墨刑，我們讀《水滸傳》，梁山泊中，有幾位好漢就曾是被刺配過的。刺，就是在臉上刺字，不論你走到哪裏，明顯的恥辱標誌便跟隨你一生。五七年打右派，慣常的說法，就是給某某人戴上帽子。這種戴帽子的懲罰，說穿了，也是黥刑的變種。如果生在宋朝的我們，很可能在臉部的右頰上，要留下一些花樣了。不過，終究時代在進步，這種人身和人格的汙辱，已受到文明的唾棄，隻是在極個別的時期出現，所以，也難怪法國作家薩特，驚呼當時的野蠻做法：“這是沿用了歐洲中世紀的殘酷懲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