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因文革的原因，我家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父親被關押，生死未卜，母親停職反省於“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母親剛強，越是這時，越要把家裏收拾整潔，而且請客人來住。那年冬天，大姑姥爺從巴林草原蹣跚來到我家。他白天背剪雙手觀看風沙蔽日的赤峰街景；晚上坐在鋪著塑料布的炕上飲酒。我知道，他酒後想哭，因為擔憂我父親的命運那時打死人的消息不斷傳來。但他不敢，因為我母親的剛強有如大姑姥的剛強，不允許他落淚。他愁苦，拉著我母親的手，用另一隻手撫摸她的手背，然後次第撫摸我姐和我探出被窩的頭，我媽像雕像一樣無動於衷，大姑姥爺小心翼翼地歎氣。
在我家，他把那雙繡著雲子的蒙古靴子脫在離炕很遠的紅箱子前，擺正，然後踮腳趨步上炕。轉身抬腳，左右手分拂腳底板。再拍手，盤腿坐下。這行動，每次使我媽轉身發笑。大姑姥爺以最大和最繁冗的禮儀表達對主人的尊重。因為把鞋放在炕下不禮貌（他認為），而拂腳與拍掌已臻清潔境地。
“幹淨嗬！”他誇讚我們家。“連吐痰的地方都沒有。”
大姑姥爺喜歡讀書。這種喜歡近乎崇拜，即對書本和字母的崇拜。在大姑姥爺家裏一次我看見他從炕上飛躍下地，從櫃裏拿出一個紅綢子包裹放在桌上。他在銅盆裏洗罷手手心手背在前襟擦好，以指尖拈綢布打開，取出一本精裝書——《茫茫的草原》蒙文本。他隨便翻開了一頁，借窗戶亮光念起來，音節之間停頓很長。
“何……勃勒，蠻聶，其……格日，恩……烏……德日，包勒……（不然，我們的軍隊，今天就……）”
他至多念上五分鍾，心滿意足地合上書本，把書包好，放回櫃裏。這時粗野地罵我一句“額何敖孫聶乎（約為——狗日的小子）”，然後大笑。
前年春節回家，和我媽閑聊。我讀《赤峰日報》她戴花鏡縫什麼東西。我媽說：“你大姑姥爺死了。”我“唔”了一聲。因為這不算新聞，二十年前他就六十歲了。半晌，我媽沒言語，抬頭看，她淚在臉上，因為抑製哭聲而顫抖頭頸。我愕然了，但終於說不出什麼。
大姑姥爺太微末了。當陽光射入時，我們打掃房間，會在光線的斜柱裏發現許多塵埃像閃亮的顆粒下墜。很快，一顆（也許算不上“顆”）塵埃落定了。這就是我大姑姥爺的一生，無所增減，對誰或什麼都無所驚動。他如此散漫地活了一生。也沒弄清所謂利害。精明者雖深通利害，焉知此時利乃彼時害，今日是而明日非呢？大姑姥爺對美和生命多麼認真，倘若上帝突然下諭，說人在活著的時候笑聲最多的人可升天堂，大姑姥爺則有福了。
在城市，在人對人都不肯微笑的街道上，上哪裏去找與蜜蜂談話，與花瓣親吻以及抱著老黃牛腦袋貼臉的大姑姥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