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澤東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及其初步成果
新時期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改革的曆史性任務，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這個另辟蹊徑的偉業，從毛澤東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即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矛盾起，就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艱辛探索的曆程。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建國初期，他對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黨的八大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則進行了多方麵的、集中的探索。後來雖然發生了“左”的失誤，但他沒有停止這一探索工作。應當說，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確的，但由於還不成熟，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正確和錯誤兩個趨向發展，最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其正確和比較正確方麵的趨勢來說，確實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踐經驗，這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是起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的產物。這些成果，有如下幾方麵的特點：
第一，主題明確，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相聯係的。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照搬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事情確是如此。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五”計劃期間，正是在這種體製的組織下，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製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建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這使得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體製及管理體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製”。這樣，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新課題麵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
應當指出，這種探索始於1956年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國內原因外，還與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相關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尖銳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在蘇聯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西方國家乘機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困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不讚成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時期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曆史，同時又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打破神化主義，這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有積極的意義。正是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我們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審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說，要走出一條有別於蘇聯、東歐，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是這個時期探索的主題。毛澤東提出的許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像毛澤東在這時探索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圍的現實出發，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作為中國工業化道路提了出來，並據此確立了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以及後來明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應當說，這條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確立，對於要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義。
第二，探索涉及的麵廣，它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毛澤東提出“以蘇聯為鑒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時，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報告。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毛澤東在《論十六大關係》中，從批評體製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係列重大關係。報告的前五個關係，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它通過對產業關係、地域經濟關係的分析，實際上是試圖提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概念）；而後五個關係，論述了關於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係與問題。這反映了這次探索所涉及的麵已相當廣，涵蓋了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比如，在政治建設方麵，強調在新的曆史時期，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而民主的方法則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提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要在我們的國家製度上想一些辦法”，要讓人敢於講話，要允許唱“對台戲”；提出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這就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在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上，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了“兩個萬歲”的思想，即“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進一步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在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上，初步提出了任期製的思想；等等。又如，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麵，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發展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文化建設的道路，以民主的方法促進我國科學文化的繁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要“有足夠數量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要建立浩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主張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我們統統拿過來，毛澤東還提出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等等。
第三，探索達到相當的深度，初步涉及體製方麵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主張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以吸引華僑投資，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雲還就所有製生產和流通方麵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經濟的具體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所作的創造性的構思。
毛澤東還針對社會主義管理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他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有“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