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農業大國中進行的，堅持的是一條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一基本情況和特點，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然具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內在特殊矛盾，必然會遇到一些特殊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因而在現代化征程中也必然經曆一個艱辛的探索過程。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已踏上一條既不同於西方又不同於蘇聯、東歐的全新之路；80年代後期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標誌著對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這一世紀性難題已初步作出了科學的回答。
1.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它進行的現代化建設首先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實現現代化的現實道路問題，即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既包括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問題，也包括這些落後國家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性和有效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揭示人類社會曆史更替的規律和發展途徑，是馬克思畢生從事理論研究活動的主題，也是他創立的唯物史觀的根本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早在1845-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和1859年馬克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他們就以生產資料所有製關係為尺度，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劃分為依次更替的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並認為社會形態的演進次序具有邏輯的和曆史的必然性，將普遍適用於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曆史。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穩定發展以及革命風暴在東方特別是俄國開始醞釀的形勢，促使馬克思特別關注東方國家的社會發展前景。馬克思通過對俄國這個保存著深厚古代社會痕跡的東方國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他創立的唯物史觀。他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1877年）、《給查蘇利奇的信》（1881）年和《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等文獻中，明確地提出了落後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峽穀而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設想，並強調指出，他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堅決反對把它作為惟一的標準和尺度去衡量和規範東方社會。他說：“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俄國乃至東方國家的革命前途問題得出了與馬克思晚年思想基本相似的結論。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借口俄國生產力水平低而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論點時，從俄國二月革命後兩個政權並存的國內形勢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國際環境出發、揭示了俄國革命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特殊規律，指出：“在用革命手段爭得了共和製和民主製的20世紀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采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能前進。”1920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正在爭取解放的落後民族是否不可避免地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明確指出：“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在1923年撰寫的《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人散布的所謂十月革命是是產、是缺乏經濟前提等錯誤論調時，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深刻地論述了世界曆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以及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特殊性和民族特色等裏要思想。他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定的經濟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這一定的經濟前提絕對化或凝固化，把它變成阻止革命的清規戒律。他反過來質問考茨基等人，“麵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落後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是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馬克思提出俄國公有製村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曆史環境包括互相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俄國村社與資本主義處於同一時代，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的苦難而享受它的積極成果；二是西歐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將要被高級的公有製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列寧在論述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時，也反複強調要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這個條件；同時，還卓有遠見地提出了要極力和迅速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這就是說，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這裏的“跨越”是指跨越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而與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的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水平則是不能跨越的，生產社會化在任何條件下都是不可超越的。
中國革命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的。曆史已經判明，近代中國已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機緣，在這種情勢下，實現國家富強（即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而尖銳的問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傑出貢獻，在於他創性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依據新的時代條件和國內社會條件的變化，指明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但可以避免已無法實現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能夠同社會主義的前途直接聯結起來。在毛澤東看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包括無階級及其政黨在內的進步因素的生長點；第二，具有了相對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內部，有正在生長的各種社會主義因素，為將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條件；第三，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正因為這祥，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前途聯結起來就具有曆史的必然性，是曆史惟一正確的選擇，也是實現現代化必須遵循的價值取向。正是基於對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準確把握，1953年毛澤東在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後不久，就把原來“國家工業化”的表述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他指出：“目前在全黨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變農業國為社會主義工業國。”後來，他在對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做修改時，把原稿中出現的“工業化”的前麵都冠以“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隻提國家工業化還不能體現工業化應取的方向和性質，所以需要用“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加以正確表述。毛澤東指出：“由非社會主義的工業變成社會主義的工業，這就一方麵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工業（新的工廠，新的礦山），另一方麵將將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業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在這一明確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指引下，我們不僅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而且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基本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誠然，在一個時期內，由於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認識不足，以致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急於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風，給經濟建設帶來嚴重損失。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總結的曆史教訓。
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同毛澤東一樣，多次強調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他始終堅持我們的現代化必須是，也隻能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力排那種要把我國現代化導向資本主義的自由化思潮的幹擾。他在領導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強調必須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條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特別是在總結以往國際國內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在同各種“左”的和右的思想政治傾向作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個理論，一方麵指明我國已具備超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的條件，迸入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如果不認識和否認這個根本點，去搞所謂的補資本主義的課，我們就會犯曆史性的錯誤；另一方麵，又指明我國還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從根本上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狀態的階段是不能超越的。由於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還遠遠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曆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然會遇到與許多國家不同的特別複雜的矛盾或問題，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指導下，從中國具體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把主觀的工作指導與客觀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
應當指出，我們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是力排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而隻能是社會主義的。這是從基本社會製度的層麵上說的，而絕不是排斥對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社會主義源於資本主義，又高於資本主義，這就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毛澤東、鄧小平都十分重視並提倡向外國學習，這種學習，包括學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文化，以及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時，就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整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認為，提出向外國學習，是要有一點勇氣，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當然，這種學習不能是盲目的，教條主義的，必須有民族自信心，並且要注意同中屬的實際相結合，創造中國獨特的東西。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時期則進一步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他還明確提出：“我們發揮社會主義的固有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而新時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形成多方麵、多渠道向外國學習和引進的格局，這已成為強國之路的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麵。
2.現代化易標與大農業國的現實
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工化道路時，他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他說：“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我國經濟建設必須以重工業為中心，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擴大再生產的原理，又適應中國國情的要求。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而原來落後工業基礎又決定了必須建立以重工業為龍頭的工業體係。問題在於，在我國的條件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以重工業為中心，毛澤東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引以為戒。我們知道，蘇聯從開始工業化就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以實現高積累的政策，結果實現工業化後，農業的發展還沒有達到1917年的水平。毛澤東針對這種狀況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曆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因而他在闡明中國工業化道路時，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地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集中論述了他關於重視發展農業的基本觀點。它指出，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他強調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他在這裏提出的“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是經濟學上一個深刻而獨特的命題，為開辟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確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對於這個總方針，從毛澤東及當時其他領導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這裏要著重指出，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考和安排，是緊密地從中國是一個大的農業國的現實出發的，這一點，對於我們實現整個現代化的目標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意義。從上述可知，這時毛澤東已認識到所謂工業化決不隻是工業本身的問題，它不僅要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而且也包括農業的發展方向問題。他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這就進一步闡明了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主要內涵。
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中國農民問題，這不僅因為“民心向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而且在於中國的社會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民主革命過程，既是深入發動和組織農民的過程，也是由於土地革命、生產互助、民主政治的實行，使傳統農村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我國現代化內涵認識不斷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把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發展提升到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地位，傾注了他對農業、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深切關注。
我國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為廣大農村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前提條件。但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個體農民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難以避免再度兩極分化的前途，難以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毛澤東認為農業的根本出路是“合作化”和“機械化”。由於中國的經濟落後，決定了農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不可能像蘇聯那樣走“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的道路，來改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更不可能像先進工業化國家那樣以大量資金和先進技術來改造傳統農業。毛澤東認為，中國必須走“先合作化後機械化”的道路。他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他說服黨內一些受蘇聯傳統模式影響而主張“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同誌，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以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在毛澤東看來，重工業部門為農業生產的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器和現代運輸工具等等，“所有這些，隻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據此，毛澤東積極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希望通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力量，克服個體經濟的脆弱性，使全體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大道，同時也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製度性的保證。誠然，這時毛澤東對農業現代化的基本主張是實現機械化，“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這就農業本身裝備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整個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內涵的認識還有待深化。
隨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毛澤東更深入思考了農村的發展方向問題。他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指出：“我國有一個特點，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隻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搞不好。”“中國農村有五億多農村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每年勞動而吃不飽，這是最不合理的現象。美國農業人口隻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糧食，我們還沒有他們多，農村人口要減少怎麼辦？不要擁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還說：“將來達到一半勞動力搞工業，這祥我們的國家就像個樣子了。”他認為，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隻搞農業，我們的“公社辦工業，我們比斯大林膽大”。他主張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要因地製宜地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同時並舉。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初稿》的批語中寫道：“我國人民麵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隨後他又在對一個文件的修改中寫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他認為，隻有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才會有豐富的商品，才能進行直接的廣泛的商品交換。這就提出了發展農村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的重要思想。他對當時還很弱小的社隊企業十分重視，認為“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從消滅三大差別的高度，提出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要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雖然這在當時還多是一些設想。在實踐中也經曆諸多曲折，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時毛澤東已初步把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定位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目標上，並提出農村多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到工業上去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