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一國兩製”成功實踐的基本經驗(1 / 3)

中國共產黨人在實現祖國統一構想上的這種代代相傳的內在統一關係,從哲學基礎上看,“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

1.從實際出發,依據變化了的形勢回答實踐提出的問題

鄧小平說,“一國兩製”,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

“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構想的提出,是以對當今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相互關係認識的深化為出發點和依據的。

就世界基本矛盾而言,鄧小平依據20紀70年代以來世界潮流和國際格局的明顯變化,深刻地揭示了時代主題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在世界和平與發展凸顯的新的曆史條件下,怎樣認識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及其相互關係?社會主義製度代表人類;曆史展的方向,它最終必將取代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對這一曆史發展的總趨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堅信不移的。正如鄧小平所明確指出的:“我堅信,世界上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與此同時,還要勇於正視這種“取代”的漫長性及在這個曲折漫長的過程中所要經曆的兩種社會製度不可避免地長期並存的現實。而對於現實並存的“兩製”局麵,既要看到它們之間劇烈對抗和鬥爭的一麵,又要看到“兩製”之間還存在合作、聯係的另一麵。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後,國際形勢總體上趨向緩和,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由於世界整體性的加強,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在兩製相互合作、聯係的過程中,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己方和彼方又作了辯證的分析。一方麵,對社會主義製度既要看到它本質上的先進性,又要客觀地承認目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鄧小平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這裏所說的初級階段,並不隻是泛指我國處在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起步階段,而是特指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處於特定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進一步自我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麵,對資本主義製度,既要看到它在曆史總趨勢上的劣勢,又要客觀地承認它在當今階段所擁有的某些方麵的優勢。資本主義在它三百多年的發展中,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和社會管理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許多曆史性的文明成果。尤其經過“二戰”後的調整,在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眾多領域擁有領先的優勢,顯示了其尚存的生命力。對此,鄧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現存的優勢,學習其對社會主義有利的一麵,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服務。

在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認識更為辯證、更加深化的基礎上,鄧小平從實際出發,回答了實踐提出的新問題。

從實現祖國統一的矛盾各方的現狀來看,港、澳、台客觀地存在著與大陸不同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很難通過社會製度的統一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中國共產黨曾依據形勢的變化,把“武力解放”轉變為“和平解放”。但台灣國民黨不願接受大陸的“解放”方式,無論是“武力解放”抑或“和平解放”;要用“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台灣的老百姓也不容易接受用大陸的社會主義把他們從現存社會製度下“解放”出來,並改變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做法。曆史的滄桑造就了深刻變化了的現實。要尊重曆史,麵對現實,針對新情況,采取新辦法。

1979年1月1,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指出:在解決祖國統一問題時,將“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井提出,海峽兩岸要盡快實現“三通。”

1979年1月30,鄧小平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隻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製度。”就對台政策而言,改變“解放台灣”的提法,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依據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在這種情況下,再提“解放”這個詞已不適宜。“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把“和平解放”改為“和平統一”,兩字之差,意味著雙方以平等合作的精神共同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偉業。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舉行兩岸談判的建議。而有關對談判主體的定位,則經曆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毛澤東當時的表述是:“我們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口號,主張同他們正式談判。”1955年7月下旬,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指出,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顯然,這裏講的兩岸間的協商,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而80年代鄧小平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中則提出,“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正是體現這種平等精神的新語言。當然,從對合的基本政策來說,從上述的“一綱四目”發展到“一國兩製”的曆史,充分證明中共對台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