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道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一、從馬克思“異化”論到以人為本的“兩個曆史過程”理論
馬克思《資本論》對商品經濟必然產生“異化”的論述是眾所周知的。他對商品經濟的否定，以及提出用計劃經濟代替商品經濟，也根源於商品經濟的“異化”對人的全麵發展形成的嚴重威脅。十分顯然，“異化”理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很長時間以來，在哲學研究領域流布著關於馬克思“異化”理論隻是馬克思早期思想，成熟的馬克思已經否定了它的看法。事實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它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所表達的馬克思關於曆史發展過程是曆史主體與曆史客體對立統一的思路，確實是很深刻的。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撰寫《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思，提出對應著社會經濟發展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三種形態，人的發展也分為三種形態並隻能在滅除了商品經濟的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中才能消除“異化”、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理論，實際上也是一種包含著某些失誤（消滅商品經濟）的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區分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兩個曆史過程”且應以人的全麵發展作為最高價值判據的理論（當然，馬恩均未直接明確地表述過人類社會發展區分為相對獨立的這樣“兩個曆史過程”且兩者互為基礎和前提的論斷，而且因其對商品經濟因形成“異化”而一概否定的偏激態度而含有某些失誤和欠缺）。在今天，如果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實踐的角度看，其中所謂“異化”，大體上同於“物化”或“非人化”，按照撰寫《資本論》時期馬克思自己的界定，無非指社會生活中“把主體顛倒為客體以及反過來的情形”。因為，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中，背離人的發展的“貨幣拜物教”現象，以及某些官員離開科學發展觀而過分追求GDP數值的現象，隻顧經濟發展而不顧社會發展和生態環保的現象，等等，也不是個別偶然事件。這種“非人化”或“異化”，雖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有本質區別，但是，它們也反映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難以完全避免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由差異而產生的某些矛盾及悖立。事實上，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的矛盾是貫穿於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第一個基本矛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因，千萬否認不得。
實事求是地說，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是一個過程，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異化”是否存在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異化”本質區別的認識，對“兩個曆史過程”的認識，也隻能表現為一個漸進的過程。曾經產生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異化”的看法有利於當時向市場經濟轉軌，也突出了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區別，不是毫無道理，但不能把它僵化。實踐已經證明，我們絕對不能因為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隻能喊“市場經濟萬歲”而看不到它的負麵影響。《資本論》對市場經濟產生“異化”的分析至今是科學的，也在相當程度上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輕易全盤否定。如前所說，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隻有“異化”理論集中展現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是曆史主體、曆史客體對立統一過程且應以人為本的思想。馬克思所用的“異化”一詞，本身就明確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選擇，難以被其他範疇完全取代。馬克思的失誤，隻限於他在否定商品經濟的前提下思考人的全麵發展問題，有待人們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加以彌補完善。
江澤民同誌2001年7月1日明確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分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兩個曆史過程”的理論，關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被推進的人的全麵發展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論述，以及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促成“尊重人權”入憲，後又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原則，等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來看，顯然也是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繼承和重大發展。它不僅突破了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書框定的蘇聯哲學教科書體係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隻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對立統一的“一個曆史過程”的舊史觀，而且也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實踐，突現了人的發展這個曆史過程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隻能是手段而人的發展才是目的的選向，實際上也是對全盤否定馬克思“異化”理論思潮的權威性糾校。
江澤民同誌和胡錦濤同誌的理論提出後，在國內外引起震動不小。國內哲學界迅即展開了熱烈討論。一般認為，這種理論創新，在緊緊抓住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進一步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價值選擇以人為本位的特質，把唯物史觀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提升到了一個嶄新境界；同時又吸收了國內外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研究各方中的合理因素，回歸並創新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了最深層的哲學根據。對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無論怎麼估計，均不過分。這種理論創新，集中鮮明地標示了中共已在最深層的哲學理論上徹底拋棄了“階級鬥爭為綱”，是中共作為成熟執政黨的理論旗幟，應倍加珍視、維護。
在國內的哲學討論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學術見解。黃楠森先生明確讚成黨中央“堅持以人為本”，同時在哲學理論層麵卻對它提出持續質疑。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下，筆者對黃先生的一些哲學見解提出學術商榷。不當之處，請黃先生批評，也祈同好者進行平等的學術爭鳴。
二、商榷之一：價值觀與曆史觀的關係如何
黃先生明確說：“人本主義、人道主義、人文主義是Humanism在不同場合的漢譯，其共同點都是承認人是根本”；“以人為本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與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應該說是一致的”，它不是曆史觀命題，隻具有價值觀意義。因為，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批判了人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創立了唯物史觀”，但他“並沒有否定人道主義價值觀”。顯然，黃先生反對從曆史觀上而隻在價值觀上理解和肯定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
把倫理觀從曆史觀中割裂剝離出來，並把它看成與曆史觀相悖的東西，由這裏推出馬克思主義反對作為曆史觀的人道主義，同時堅持作為倫理觀的人道主義的結論，是20世紀80年代胡喬木先生首倡並在我國至今很有影響的一種見解。當年黃先生也曾據此批判不同學術見解。在這次討論中，黃先生仍堅持它，但也有一點兒修正，即把馬克思主義承認人道主義從倫理觀擴大到價值觀。
問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包括倫理觀）是不能如此自外並相悖於曆史觀的，它總是作為曆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存在發展的。因為，任何曆史觀，都包含著對曆史發展目的的一種設定；這種設定，就體現著一種價值觀念選擇。沒有這種選擇，曆史觀就不可能出現和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是唯物史觀。它明確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是兩個互為前提和基礎的相對獨立的曆史過程；它所推崇的人類社會發展，是以人的全麵發展作為根本目的的，或曰以人為本的；而經濟社會發展，則隻是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本身絕對不是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本身就包含著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可以肯定地說，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胡喬木先生和黃楠森先生所講的不包括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坦率地說，如果真的存在這種所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麼，它們也是“四人幫”當年所販賣的貨色，或者是“階級鬥爭為綱”的長期積澱在曆史觀理論表述上的投射或遺留，根本不足為憑。十分顯然，要把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曆史觀中剝離出來，鼓吹一種在曆史觀上反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僅在理論上是難以自圓其說的，荒唐的，而且其政治效果隻能是有意無意給世界上最美好的理想抹黑。當代中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即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根本區別，不在於它從曆史觀上否定人道主義，也不是像蘇聯“民主的人道社會主義”那樣離開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建設而空喊人道主義，不是用反複、抽象、過高的人道主義籲求調高人們的“胃口”而引致負麵政治後果，而在於它力求通由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發展，為人的全麵發展提供堅實的前提和基礎。由此看來，黃先生一概反對曆史觀上的人道主義，在理論上和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嚴密的，在實踐上則是有害無益的。
我不否認，在曆史的某些時段，例如社會大轉型時期，在某些領域，的確存在著一些人的價值觀念和曆史前進方向發生矛盾乃至有所悖立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表現為反動人物的出現，而且也往往表現在審美、習俗和日常心理中。一些哲學家稱後者為審美心理、倫理心理與曆史進步的“二律悖反”，不是毫無道理。但是，這種“二律悖反”畢竟隻是曆史中的特例和局部，不是通則。通則是，一定的曆史觀包含、派生並決定了一定的價值觀，兩者在總體上是彼此呼應和統一的。作為曆史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便是如此。黃先生所代表的思路把曆史過程中的特例和局部作為通則，提出反對曆史觀上的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隻承認價值觀上的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至少在曆史觀和價值觀的關係層麵上是難以自圓其說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曆史觀的層麵上，在作為曆史觀主要體現之一的發展觀層麵上，堅持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堅持以人的全麵發展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同時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根本不存在任何理論上的疏漏、不妥。
三、商榷之二：不能在絕對對立中思考以人為本問題
黃先生公開提出四個“不能代替”，即不能用以人為本代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社會為本位”和“以人民為本位”，實際是其在曆史觀上一概否定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思路的必然延伸，也是在一種絕對對立的思維模式中思考問題的結果。不客氣地說，我對它的評價是：杞人憂天。其一，對於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以人為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必然地包含著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在目前的中國，按照當代唯物史觀，宣傳和闡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本身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存在用以人為本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像黃先生這樣，硬要把今天中國人所講的以人為本與馬克思主義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在曆史觀上鼓吹一種反對以人為本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僅在理論上很滑稽，而且在政治上隻能是有意無意呼應著反人道主義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才是值得目前的中國人首先高度警惕的東西。
其二，如前所說，當代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就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這“兩個曆史過程”互為前提和基礎並互相促成的矛盾統一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須以人的全麵發展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在這裏，當代唯物史觀和以人為本是完全統一的，前者內在地包容著後者。問題出在黃先生這次又獨出心裁地把唯物史觀界定為“社會本位主義”。這種界定實際上與“兩個曆史過程”的當代唯物史觀是直接悖立的，是一種明顯的理論失誤。恕我直言，這一界定比較集中而典型地暴露了黃先生所依據的唯物史觀，仍然是蘇聯哲學教科書所講的那種隻有“一個曆史過程”的片麵的唯物史觀（或曰“少半個唯物史觀”），早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實踐，要求當代唯物史觀隻能以人為本，不能以社會為本位。例如，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的發展總不能以GDP數值為本位，總不能不糾正“貨幣拜物教”即拜金主義，總不能隻顧經濟發展而不管生態環保，使人長期生活在非人的環境中，等等。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發展必然產生離開人的發展的“異化”狀況，有針對性地宣傳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本身就是宣傳和落實當代唯物史觀，根本不存在用前者代替後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