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房子要土地，上海自開埠以來，人口逐漸增多，土地逐漸增值，據資料記載：南京路地皮價格，在三十年代中葉，即戰前最繁榮時代，已較開埠初上漲兩萬倍。世紀前期上海最大的財閥無國籍猶太人哈同，原是南京路口沙遜洋行的職員，因結識徐家彙中國女子羅加陵並與之結婚，聽從羅的主意，收購南京路跑馬廳一帶地皮，最初由六十兩銀子一畝買起，後幾十年中節節上漲，每畝增至幾萬、幾十萬。由地產起家，成為上海第一巨富。“哈同花園”在民國初年直到二三十年代，成為海上第一名園。五十年代初還在，後拆除改建中蘇展覽展館。直到六十年代，銅仁路轉角處還有太湖石假山，還是哈同花園舊物。
《鄭孝胥日記》民國九年九月記：“至商務館董事會，報告已定購大馬路、石路口萬昌估衣店地，凡一畝八分有奇，價四萬二千鎊。”當時英國金鎊牌價約合中國銀元七八元之間，這一畝八分的地價在銀元三十萬上下了。《日記》民國十年五月又記：“西鄰空地出售，索價一萬七千六百元，餘欲得之。托伯平向上海銀行借萬元，擬以公債票一萬四千元作押。伯平商之銀行，僅允抵借八千元。”按鄭孝胥住近徐家彙南洋路，地價自比南京路要便宜的多，隻是未寫出更具體的麵積畝數，所以無法作具體比較。
徐珂《康居筆記彙函》中也記到幾處民國十五六年間地價情況。當時徐住在康家橋，即現在西康路附近，當時這一帶居民已漸多，但尚未十分繁華。其文中記“姑以康家橋地價每畝銀幣四千元比例之”，則較南京路、即鄭文中所記之“大馬路”，相差懸殊矣。都市地價，全靠地段好壞，開發之初，全是一片田野，縱使有規劃畫圖，亦難知日後何處繁華，何處市口差，如眼光不對，盲目買地，便被動矣。聞數年前有買地浦東冷落馬路者，迄今仍甚被動。當時距康家橋不甚遠之近南京西路一帶，則高兩三倍。康文雲：滬之地價日昂，繼長增高，未有已也。丙寅（民國十五年）秋，有滬之土著孫國良者，以銀幣一萬八千元鬻戈登路（地僻少民居）地一畝八分有奇，是畝價萬元也。國良得金，冶遊飲博，無所不至，恒乘摩托車招搖過市，不數月丐。方光緒中葉，滬之村民，蓄地數畝，一旦驟得高價，輒揮霍於公共租界之馬路中，不能作數年之富家兒也。所記十分真實形象，“戈登路”即江寧路，“摩托車”即小汽車。光緒中葉即哈同氏大量收購地皮時也。《兩地書》中記一九二九年南翔地價，每畝三百元，亦較內地好地地價高出三倍多。
再說起上海舊時租房價格。首先想起魯迅一段妙文，《病後雜談》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這是一九三四年末寫的，距今已是整整六十三年前的事了。魯迅先生戰鬥的雜文，卻也實在地記錄了當時的房租價格，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一百兩”並不真是交白花花的銀子，而是當時租界內按海關稅銀折算的一個單位，交房租時仍按當日牌價折算付鈔票。讀者如弄不清其真實情況，可看魯迅先生大陸新村住所的房租情況。先生是一九三三年春搬入大陸新村的。《日記》三月二十一日記雲：“決定居於大陸新村，付房錢四十五兩，付煤氣押櫃泉二十，付水道押櫃泉四十。”這裏房錢仍按“關銀”計算論“兩”。一兩等於多少錢呢？《病後雜談》中有清楚的說明：“每兩作一元四角算”，那大陸新村房錢四十五兩，就等於六十三元。這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小數目。這在北京當時，隻要一半價錢就可租一所很闊氣的大四合了。而大陸新村的天井現在還在，不足一丈見方，還不如北京四合院一個角大。這是三十年代的房租價格，而且是大陸銀行投資建造的高級弄堂房子。在此以前二十年代也不便宜，閱徐珂《康居筆記彙函》記載，在民國十五六年間，在他住所附近金司徒廟旁，有人新蓋簡陋的平房出租，房中沒有地板、自來水。當時這一帶很冷落，像鄉村一樣，屋門就在村路旁，一間月租金是銀幣四元。房屋造價隻二百五十元，再加地皮價格百元，共三百五十元成本，一年即得四十八元利息。當時都是以銀元計算，不貶值，所以經營房屋租賃，不管大花園洋房，還是一般高、低級弄堂房子，乃至簡陋類似棚戶的房子，都是很合算的投資。所以徐氏在文中感慨道：“滬上屋租之昂，甲於通國，受廛者苦之。或曰地值高，造價昂……”上海當時開埠已近百年，人越來越多，各種檔次房屋自然都有人居住。所以二三十年代間，各銀行也是大量投資房地產的。但在抗日戰爭前，一般租房，還都是平租平賃，即按月付房租不拖欠即能租到房。而抗戰開始，上海租界房屋有限，租房價大漲，而且通貨膨脹，房產業主不能月月增租，不能攆房客搬家。租房住戶緊縮居室，轉租別人以營利，便出現二房東、三房東。花大價買別人居住權，便出現頂費。至勝利後、解放前，則均以金條計頂費矣。友人於四八年以四根大條即四十兩黃金頂複興公園對麵巴黎公寓一套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