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一百年前，一八九七年二月青浦人夏瑞芳和他妻子的哥哥鮑鹹恩、鮑鹹昌在上海江西路德昌裏租了兩間房子，開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工廠，取名“商務印書館”，英文名字是“Commer-cial Press”。後來印在書後麵的商標就是“CP”兩個字母，中間加一個圓形的“商”字，看上去好像一個大口沒有底托的玻璃酒杯，這個商標大約一直用到五十年代初，現在北京商務的書後麵不印這個商標了。現在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把這個商標改成中國化了，不用英文字母“CP”，改用“印”字美術化寫法，像一本展開的書，也很好玩。商務印書館初創時，原始資本據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說是“最先以三千元資本開設在北京路的時候……”另據章錫琛氏《漫談商務印書館》文中雲：“當時是合夥組織，資本共四千元。”這兩種說法，比較可信的是章的說法。因包是隨筆記自己的回憶，雖與商務有一定關係，但沒有章錫琛先生深。章是商務老職工，又是專門回憶商務的文章，自然比較可靠些。不過不管三千也好，四千也好，都是一個小數目，而在十五六年之後，商務董事會登報通知股東，已增資為二百萬元了。但是就在這時，原創辦人夏瑞芳遇刺身亡了。查《鄭孝胥日記》，民國三年臘月十二記雲：“收回日股已於昨日簽字，付二十七萬餘兩，擬於正月三十一號開臨時股東會。”十五日又記雲：“夢旦約晚飯……至寶山路夢旦新宅，甫坐進食，有走報者曰：‘夏瑞芳於發行所登車時，被人暗擊，中二槍，已入仁濟醫院。’夢旦、拔可先行，餘亦繼至，知夏已歿，獲凶手一人。此即黨人複閘北搜扣軍火之仇也，眾議，夏卒，公司鎮靜如常，菊生宜避之，餘與菊生同出，乘電車送至長吉裏乃返。”
民國三年臘月，正是一九一四年一月。鄭氏日記所記夏被刺事甚確。所記其他人為高夢旦、李拔可及鄭本人，當時都是商務印書館董事會的成員，鄭是主席。夏為人如何，又怎麼被刺呢？還得簡單從頭說起。夏字粹方，青浦貧家子弟，幼時其母在一外國牧師家做保姆，他隨母去牧師家，牧師見其勇敢伶俐，很歡喜他，便送他到長老會清心堂小學讀書，在校又與寧波人鮑氏兄弟要好。畢業後學習英文排字，這就奠定了他們辦印刷廠的基礎。商務初辦，因為他們都是教會學堂畢業的，都通英語，就靠印英語課本《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書，銷路很好，營業蒸蒸日上。但隻是英文不行，必須還有高級的中文人才，才能辦好印書館。中文人才來了，“戊戌政變”失敗後，張元濟先生由京到滬，認識了夏瑞芳，夏請這位精通英文的名翰林審閱譯稿，才發現他那些請譯書院中人譯的稿件錯誤百出，這樣才合作擴大商務規模，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共五萬銀元，原發起人占七成，三萬五千元，另招一萬五千元。張元濟先生便成了商務股東，出任總編輯、編譯所長等職，終生服務於商務印書館，使之成為中國百年來成績最輝煌的第一家出版企業。
夏瑞芳極有經營眼光和氣魄，很早就辦了編譯所，但他要請學貫中西的專家擔任所長，請教張元濟先生，張先應盛宣懷聘為南洋公學譯書院長，曾薦蔡元培先生擔任，但蔡不久因蘇報案離開上海，所長便直接由張擔任。張原在南洋公學，月俸隻一百兩。到商務任編譯所長，夏奉以月薪三百五十銀元。張就任後，整頓健全編譯所，聘高夢旦為國文部主任，杜亞泉為理化數學部主任。當時庚子之後，各地推行新政，紛紛成立學校，教科書就成了商務印書館的主要財源了。自然，這中間也不乏競爭者，早期的文淵書局、文明書局，後來的世界書局、開明書店，都是以出版教科書與商務展開過競爭的小書局。但是最大的競爭者，則是原商務印書館擔任過出版部長的陸費逵，離開商務，外出組織了中華書局，成為商務的主要對手，一直競爭到解放前後。陸費逵為什麼能離商務，另組中華而獲得成功呢？還得從商務一度中日合資說起。庚子後光緒末年，有日本出版商來上海謀發展，夏怕他們日後成為勁敵，便提議合營，日人看商務前途遠大，也便欣然同意，議定資本二十萬元，中日各半，引進新設備技術，並請日本文部省卸職的漢學家編教科書，編定一套《最新教科書》，正遇清末新定學製，這套教科書便被廣泛采用。商務業務蒸蒸日上，設立漢口發行所，在北京收購直隸官書局，成立京華印書局，在虎坊橋蓋大樓，在琉璃廠西街蓋北京發行所，這在宣統年間都已分別成立了。當時商務印書館、京華印書局，是這一帶唯一的高樓，直到八十年代都還在。但在此後不久，即遇上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商務原編教材，封麵印著黃龍旗，已失時效。陸費逵有遠見，武昌起義，他就預見民國革命會成功，便暗中約人編書。其時正遇夏瑞芳投資失敗，各省彙兌不通，商務一時出現經濟危機。陸費逵便籌集資金，約會商務老同事，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開國之日，也是中華書局成立之時，且在春季開學前，及時推出《中華新教科書》，一下成為商務勁敵。商務不甘落後，積極組織編撰《共和國新教科書》，還是成為民國初年的主要教材。其時中華大登“中國人須用中國人教科書”的巨幅廣告。而商務有日本人資金，這就很傷腦筋，這就想要收回日本人股權。日人因利之所在，也不肯輕易放棄，因而雙方談判，甚費周張，《鄭孝胥日記》中有詳細記錄。民國二年七月十四記雲：“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爭售教科書，登報互底。”八月初十記雲：“夏瑞芳將同長尾赴東京議購日本股票。”十一日記雲：“至印書館，菊生憤憤言：日人太無理，非收回日股不可。”十月十五記雲：“赴印書館董事會，商收回日本股四十萬，分四期付款。”十二月初七日記雲：“晚，赴印書館董事會，議收回日本股票事，總價五十四萬餘元，先付一半，餘以六個月為限。”日本人十萬元資本，十來年間，便成了五十四萬元，所以章錫琛文章說：“忍受極大的犧牲了。”而正在收回日股之際，夏忽遇刺，卻是另有原因。武昌起義，陳其美領導光複上海，自任都督，二次革命，陳又響應。其時閘北寶山路一帶，是商務編譯所、印刷廠、宿舍集中的地方，而又是中國人管理的地方，一有戰爭，就在這裏打。夏為保全商務安全，聯合其他廠請租界中的帝國主義武裝萬國商團來閘北出入口處布防，陳的武力不能從南市迂回到閘北，陳向商務借軍費也遭拒絕，因此恨夏，先向夏發出警告，繼之擊死。《鄭孝胥日記》民國三年所記此事前因後果頗詳，不一一征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