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墾是由政府直接組織勞動者集體進行生產的農業生產形式，有很強的組織性、計劃性，其產生的直接動因雖是軍事需要，但從根本上講屯墾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最初產生於西漢封建政權的邊境地區，對開發邊疆、促進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此後為曆代政權所仿效和發展，但屯墾在各代存在、發展的程度不一。唐代以後，屯墾逐步盛行於內地，屯墾的軍事目的也漸漸減弱，經濟因素不斷增強。到明代，屯墾進入鼎盛時期，屯墾遍及明政府轄區各地，成為明代一種重要的農業生產形式，也成為明政府維護其統治的一個重要手段。到清代，隨著封建社會日漸沒落，屯墾這一農業生產形式也趨於衰落。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頒布、實施、推行了放墾蒙地、鼓勵墾荒的政策，在內蒙古進行了大規模的民墾和軍墾。“綏西屯墾”是民國時期軍墾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民國時期官辦的規模最大的屯墾。它是由閻錫山出麵倡導並且直接領導，根據其宣稱的“裁減軍隊，從事生產”的精神，在綏遠省政府、晉綏軍隊、綏遠墾務局的參與協作下，於1932年至1937年在綏遠西部地區進行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屯墾。“綏西屯墾”的發生有著極其複雜的曆史背景，它是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經濟環境下的產物，也是閻錫山的施政思想與綏西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不僅改變了綏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而且對整個內蒙古近代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深遠影響。它的功過是非、利弊得失需要不斷深入研究。曆史的發展充分證明，這種集經濟、政治、軍事於一體的統治模式能夠較好地適應邊疆地區的特殊情況，能夠在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中有效地執行生產開發、行政管理和軍事控製等多項任務，能夠比較有效地鞏固邊防，維護社會安定，並在此基礎上繼續經濟活動。這些曆史的經驗教訓給後人留下了可貴的啟迪，難得的昭示。
曆代屯墾的實踐表明了屯墾在曆史上產生了富有成果的積極作用。研究曆代屯墾者頗眾，有學者對曆代的屯墾形態與當時所處的政治軍事背景做了介紹與比較①；亦有學者對中國古近代的屯墾發展過程進行了比較清晰的梳理②；還有學者根據《古今圖書集成》等古籍，收集整理了有關中國曆代屯墾方麵的資料，較為完整地記錄中國屯墾發展史③。有關研究閻錫山的論著中，涉及“綏西屯墾”的研究大多是點到為止。有學者在有關閻錫山的傳記中提到“綏西屯墾”，但都是簡要論述，沒有詳細分析④；有學者在介紹山西20世紀30年代的農業經濟時涉及“綏西兵墾”，但也是定性分析，沒有展開研究⑤。這些論著或多或少都涉及了關於“綏西屯墾”問題的研究，但所占篇幅較少，缺乏足夠的史料，沒有對此進行深入細致分析。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資料也收錄了相關文章，這些文章均是當時直接參與屯墾的有關人員所見所聞的追述，都比較粗略地介紹了“綏西屯墾”的經過、機構分布以及影響等。以上這些著述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20世紀上半葉，國內掀起了關於河套、後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主要代表：其一是1919年潘複主管全國水利局工作期間指派馮際隆等在河套地區所作的調查，此次調查範圍廣、涉及內容豐富，其特點為：以開發河套為基本理念；以河套地區沿黃河的有利於農業開墾的地區作為基本區域，其中以後套地區的調查研究為主。其二是由顧頡剛等創辦的《禹貢學會》組織進行的調查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區域史研究，以河套、後套地區開墾史研究為基本線索的地區史研究成果逐漸多了起來，但是從研究所涉及的地域範圍來看，以後套地區為中心立論曆代河套地區開墾問題的論作居多。王天順在其著作中不僅比較全麵地介紹和探討了河套地區人地關係演進的曆史，而且側重闡述了生態環境對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巨大影響力，這點對本書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近年來，國內史學界對內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不斷深入，湧現出了大量相關論著，取得了頗為顯著的成果。其中，內蒙古大學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將其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彙總，較為廣泛地參酌和吸收了國內外有關蒙古族近代史研究的新信息與新成果；有學者在《內蒙古墾務研究》中探討了清末以來各盟旗的墾務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還有學者運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的關係；亦有學者從曆史的角度闡述了伊克昭盟的土地開墾，探討了開墾蒙荒對社會形態和社會經濟的影響；亦有人探討了清代及民國的墾務和土地關係；有學者對清朝對蒙政策的轉變與清末新政問題進行了探討；也有學者從農墾等方麵對近代綏遠地區的社會政治變遷進行了較為係統的研究。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均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綏西屯墾，但所占篇幅有限，缺乏深入探討。除此之外，內蒙古大學黃詠梅的碩士學位論文《關於晉綏軍在綏西的屯墾》從定性分析的角度對“綏西屯墾”的曆史背景、機構設置、經過、影響進行了梳理與論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