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的開發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秦漢兩代對綏遠軍事、農墾並重，自關內移民墾殖，借以實邊，其範圍東自雁門，代郡起，西至朔方郡止，即綏東五縣與五臨河套一帶，東漢末葉，綏遠墾殖逐漸廢弛。經三國兩晉的荒廢，北魏又重新開墾，建都和林、盛樂、代都各郡，當時綏遠成為畿內之地，設州置鎮，又從事墾殖。後魏拔陵倡亂，墾務又廢。迨至唐代，綏遠設振武軍，複置州郡，於是辟農田，興水利，實行大規模屯墾。唐末五代，墾殖又弛。宋代綏遠，版圖已非。遼、金、元三朝，因亂未暇開發。明代三百餘年，雖有駐兵屯墾計劃，但邊疆多事，開發不久，又弛。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擊敗匈奴，把匈奴逐入黃河以北和以西的地區，占領了河套地區。為了保證對匈奴作戰的順利進行和最終取得勝利，鞏固河套地區，減少財政開支和浪費，漢廷決定開發河套，就地解決軍糧問題。在占領河套的當年，漢廷在河套設立朔方、五原二郡，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募民十餘萬人徙居朔方。後又設立西河郡，把70萬內地貧民遷移到河套。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朔方、上郡、西河、五原、北假等地都設置了田官，用幾十萬貧民、戍卒、田卒進行屯田耕墾，就地生產糧食，直接供應前線軍隊的需要。一時間，荒涼的河套地區變得頗為繁榮，贏得了“新秦中”的美譽。
漢代在河套屯田使用的勞動者不僅有移民，包括豪民、貧民及其家屬以及田卒、戍卒、軍士等。漢武帝繼承秦朝的做法，把移民實邊當作開發河套地區的重要手段，直到東漢末從未間斷。武帝時，先後於元朔二年、元狩二年和三年、元鼎六年，數次大規模、集團式地往河套移民。武帝以後，移民的方式改變為零散地遷移。這種方式多用於懲辦不法分子，對付罪人及其家屬，直到東漢末年仍在繼續推行。總的來看，漢代遷到河套的移民有下列兩種：一是豪民。遷徙豪民多在武帝時，如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文帝時，實行招募豪民“入粟塞下”；武帝則改為“耕邊入穀”，應募的豪民在邊地耕種，收獲穀物交給當地政府，然後再到京師領取糧價。二是貧民。貧民包括流民，是漢代徙往河套的主要對象和屯田主力。這些貧民有的得到了小塊土地，成了自耕農；有的承租官田，成了國家的佃戶；也有的流入私家，成了私人奴婢或佃農，而且越到後來流入私家的越多。上述這些移民，不管是哪種人，一旦在邊地占籍，按漢代的法律，就不準再返回內地，即使立了大功，也難以返回。所以，移民們常常采取逃亡的辦法來對抗漢政府，但漢政府屢次將逃亡的移民遣返回邊地。漢政府一邊移民邊地屯墾，一邊嚴禁移民返回內地，以此來保證邊地屯田的勞動力。
田官是管理屯田的機關，其上級為農都尉和護田校尉，後者的職責是統領騎兵保護屯田。田官管轄的主要勞動力是田卒。田卒是一年一更戍邊的力役，一般從農業區征集而來，成批地集中於田官，由各郡供給正月至八月的衣食、耕墾邊境的荒地。他們獲得的全部收成都要繳公，這實質上是編戶齊民向漢政府提供的勞役地租。田卒不需要攜帶家屬，也可以自己出錢雇人代役。田官屯田隸屬大司農管轄，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為，因此，它能得到充足的鐵製農具和耕牛。漢簡中就曾提到“鐵器簿”，趙充國屯田時也曾“謹上田處及器用簿”。田官中有專門飼養耕牛的田卒，耕牛的數量十分可觀，因而需要編成籍簿（詳細登載每條牛的特征），上報田官。當時，內地尚有些地區不知牛耕，而河套的牛耕卻已十分普遍了。為便於興修水利，田官控製著數以千計的田卒，如田卒不足，政府還調集戍卒來修渠挖井。總之，田官的設置，保證了以強大的人力物力和先進的生產工具與技術進行屯田，從而為開發河套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