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傑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終追求光明，憎惡黑暗，堅持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民族民主主義的立場，為我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重視教育，為改革中國的教育製度，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業績，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是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前驅。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麗、人文薈萃的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他原字鶴卿，後自己改字仲申，別號鶴廎。至創辦愛國學社時，則常以民友為號。1904年主編《警鍾》日報後，嚐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因取《詩經·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個字，易號孑民，從此孑民成為他的通用字號。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商人家庭裏。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和善寬厚，樂於周濟他人。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事親至孝。在他十一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後來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因家貧節省燈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讀。先是得到叔父蔡銘恩的悉心指導，後在本縣老秀才王子莊處受業，從而使他沒有承繼祖業經商，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少年讀經，學作八股文。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動拘謹。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訓，例如母親生病，曾刲臂和藥以進；母親病故，不顧家人勸阻，堅持要行“寢苫枕塊”古製，這在當時習俗中也算是近於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生活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開始自由閱讀。這時他為紹興一位藏書家校訂圖書，得到博覽群書的機會。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吸取民主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時所著《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曾以顯著篇幅介紹黃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學說，鼓吹民權和女權。由此可見俞正燮的著作對他影響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思想，說明在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芽。這時他喜愛的有關考據和詞章等的書籍，除上述俞著外，還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他後來曾回憶說：“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他偶爾也在書院裏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格。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說明察元培這時已開始看到八股文體對思想束縛的害處，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驕子。他應試時仍是做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0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科舉道路上的幸運者，受到了時人的讚賞，當時戶部尚書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見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處在清王朝統治中心的北京，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論著，披覽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寫道：“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割奉天遼陽以東，遵海而南至旅，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巨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裏，且伏禍機。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也！”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卑賤的意思），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誤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吾中國近二十年仿範雎遠交之策，甚睦於德，近又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現“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在這期間，他曾較廣泛地涉獵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譯著，並對自然科學書籍發生興趣。他潛心研究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和設施，從中加以比較，以尋求救國之道。從他對一些著述讀後所寫的評論中，可以看到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以及對當時維新潮流的態度。例如，他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寫道：“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後對宋育仁（清廷駐英參讚）介紹英國國情的《采風記》、《時務論》等書又評論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製，遂欲以古製補其未備，以附於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這無異是讚同維新派倡導的“托古改製”思想。蔡元培為了能直接博覽外文書籍，還在京請人教授日語，不久就練習試譯《萬國地誌》序、《日人敗明師於平壤》等文，竟“有文從字順之樂”。其後又譯過日文的《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並開始學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他學習西方“新學”的濃厚興趣和熱烈程度，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啟超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此，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開拓新學的領域，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學董出麵幹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正人心”的上諭懸掛在禮堂上。這是戊戌政變後，西太後為警告同情變法昌言維新的人而頒發的，它令學人“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書痛低，隨即辭職而去。
此後，蔡元培繼續在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為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到校視職後，曾數次演講，倡導科學，鼓勵學生研究應用科學，後因經費困難，校務改進無望，僅任職一年。隨後又曆經數校，並在紹興為僑農創辦了一所小學，極力推行新式教育。在這期間，蔡元培反對封建的意識也有了增長。igoi年，他喪妻後為續娶提出了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後在杭州與符合上述條件的黃仲玉舉行婚禮時，又以上繡“孔子”兩字的大紅幛代替當地習俗懸掛的福祿壽三星畫軸，以來賓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鬧洞房。這些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大膽舉動，曾使許多人駭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和民權思想。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能提高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黃炎培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受教情景時曾說：“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蔡師之教人，其主旨在於“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他常常告誡學生：“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歩。‘知彼知己，百戰百姓。’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要”。這反映了蔡元培有著明確的辦學目的，而這感人的愛國思想，激勵學生刻苦學習外語，並組織演說會，定期練習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