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傑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終追求光明,憎惡黑暗,堅持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民族民主主義的立場,為我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重視教育,為改革中國的教育製度,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業績,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是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前驅。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麗、人文薈萃的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他原字鶴卿,後自己改字仲申,別號鶴廎。至創辦愛國學社時,則常以民友為號。1904年主編《警鍾》日報後,嚐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因取《詩經·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個字,易號孑民,從此孑民成為他的通用字號。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商人家庭裏。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和善寬厚,樂於周濟他人。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事親至孝。在他十一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後來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因家貧節省燈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讀。先是得到叔父蔡銘恩的悉心指導,後在本縣老秀才王子莊處受業,從而使他沒有承繼祖業經商,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少年讀經,學作八股文。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動拘謹。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訓,例如母親生病,曾刲臂和藥以進;母親病故,不顧家人勸阻,堅持要行“寢苫枕塊”古製,這在當時習俗中也算是近於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生活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開始自由閱讀。這時他為紹興一位藏書家校訂圖書,得到博覽群書的機會。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吸取民主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時所著《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曾以顯著篇幅介紹黃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學說,鼓吹民權和女權。由此可見俞正燮的著作對他影響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思想,說明在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芽。這時他喜愛的有關考據和詞章等的書籍,除上述俞著外,還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他後來曾回憶說:“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他偶爾也在書院裏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格。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說明察元培這時已開始看到八股文體對思想束縛的害處,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驕子。他應試時仍是做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0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科舉道路上的幸運者,受到了時人的讚賞,當時戶部尚書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見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處在清王朝統治中心的北京,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論著,披覽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寫道:“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割奉天遼陽以東,遵海而南至旅,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巨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裏,且伏禍機。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也!”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卑賤的意思),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誤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吾中國近二十年仿範雎遠交之策,甚睦於德,近又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現“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在這期間,他曾較廣泛地涉獵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譯著,並對自然科學書籍發生興趣。他潛心研究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和設施,從中加以比較,以尋求救國之道。從他對一些著述讀後所寫的評論中,可以看到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以及對當時維新潮流的態度。例如,他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寫道:“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後對宋育仁(清廷駐英參讚)介紹英國國情的《采風記》、《時務論》等書又評論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製,遂欲以古製補其未備,以附於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這無異是讚同維新派倡導的“托古改製”思想。蔡元培為了能直接博覽外文書籍,還在京請人教授日語,不久就練習試譯《萬國地誌》序、《日人敗明師於平壤》等文,竟“有文從字順之樂”。其後又譯過日文的《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並開始學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他學習西方“新學”的濃厚興趣和熱烈程度,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啟超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此,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開拓新學的領域,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學董出麵幹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正人心”的上諭懸掛在禮堂上。這是戊戌政變後,西太後為警告同情變法昌言維新的人而頒發的,它令學人“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書痛低,隨即辭職而去。
此後,蔡元培繼續在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為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到校視職後,曾數次演講,倡導科學,鼓勵學生研究應用科學,後因經費困難,校務改進無望,僅任職一年。隨後又曆經數校,並在紹興為僑農創辦了一所小學,極力推行新式教育。在這期間,蔡元培反對封建的意識也有了增長。igoi年,他喪妻後為續娶提出了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後在杭州與符合上述條件的黃仲玉舉行婚禮時,又以上繡“孔子”兩字的大紅幛代替當地習俗懸掛的福祿壽三星畫軸,以來賓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鬧洞房。這些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大膽舉動,曾使許多人駭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和民權思想。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能提高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黃炎培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受教情景時曾說:“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蔡師之教人,其主旨在於“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他常常告誡學生:“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歩。‘知彼知己,百戰百姓。’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要”。這反映了蔡元培有著明確的辦學目的,而這感人的愛國思想,激勵學生刻苦學習外語,並組織演說會,定期練習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