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從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出發，極為重視人才的培養。他痛切地感到國家的積弱，科學技術的落後，認為：“國內學術界覺得人才不足，是無可諱言的”。他委身於教育事業後，就積極倡言平民教育，主張讓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能夠培養出各方麵的人才。他把培育人才和民主共和事業相聯係，深信中國定將人才輩出，科學發達，國運轉機。正是從這種信念出發，蔡元培努力推行社會教育，支持開設平民學校，發起勤工儉學，實行男女合校，並且直接創辦或經他支持設立了許多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而他在對北大的改革和整頓工作中，同樣也貫徹了這種平民教育的思想。
原來設在馬神廟公主府（現在的景山東街）的北大門口，曾掛著一塊大匾，仿佛舊衙門的虎頭牌一樣，使人們望而止歩。蔡元培反對那種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長校後，即讓人把匾取走，主張大學“人人都可以進去”。為此，他首先對北大原來的招生製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過去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後來也多是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絕大多數是縉紳豪富子弟。後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京師大學堂這種“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招生也沒有嚴格的製度和標準，所招的學生也多是一些紈絝子弟，並無真才實學。蔡元培則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優劣為標準，使許多有誌青年能進入北大。如1917年從暑假開始，北大連續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學曆的人都可報考，擇優錄取。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大學生的組成，而且由於招收學生質量的提高，對於改變學校的風氣，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回憶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由於蔡先生堅持平民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才使許多有誌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學。
當時招生考試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兩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係學生為例，考試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國文，應試程度須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源流與變遷。二、外文（所報考的語種），要求（1）曾閱讀過數種本語種的文學著作，能列舉並批評其內容；（2）能以國語與外國語互譯；（3）能用所習的外文作文並無文法上的謬誤。三、數學，包括代數、平麵幾何、平麵三角。四、論理學（即邏輯），須了解演繹、歸納的方法及其應用。五、曆史，須習過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試皆以六十分為及格，錄取各科及格以上的優秀者。當時文、理本科學生，主要由預科畢業生升入，對外隻招收少量學生。而每年招收相當數量的預科一年級新生，亦要求較高的質量。招考時分初試和複試兩種。初試包括：國文（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外國語（英、法、德、俄四國語種任選一種，要求能翻譯，文法正確）、數學（包括算木、代數、平麵幾何）。初試全部及格後，方得參加複試。複試包括：中外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學校還設有入學試驗委員會，負責招生事宜，並由校長從教授中指派出題委員和閱卷委員。經過改革後的考試製度，比過去較為完善；實行了嚴格的考試和擇優錄取的辦法，這對於打破大學被權勢者所壟斷的局麵，使出身貧寒而具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蔡元培不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國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製度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聽講的除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這種旁聽生製度，也體現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當時學校旁聽生章程規定：“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他們不必專習某一學科，也不規定修業年限，在旁聽生審査標準上隻要“有最小限度之學力”，“經關係學科教員麵試認為確有聽講學力”的，均可入學旁聽，與正式學生有同樣的聽課機會，但學校不發給畢業證書。選科生是指選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學生，其所選功課試驗合格後，由各科發給修業證書；選科生如各種應有之試驗均達到及格者，亦可發給畢業證書。1919年，因學校在本科生中實行選科製，為避免名稱的混亂，在這一年修訂的旁聽生章程中，取消了選科生名稱，統一稱為旁聽生。修訂後的章程規定：“本科各係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入學時須將所經曆之學校及平時所研究之學業填具誌願書，“經本校教授主任會審查合格後，應繳納全年學費，領取旁聽證方準其聽講。”並規定：“旁聽生按正科生所需要，聽滿應習之單位，並隨同考試及格者，得請將預科所有功課補行考試，及格後改稱正科生，一律給與畢業文憑。”那時曾把這種做法稱為“人人可以自由聽講。”盡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旁聽生中絕大多數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這一製度對於改變過去大學生大多數是出身於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狀況，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一製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攻讀，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這些旁聽生在某些方麵還可與正規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蘭夫人在北大設立的獎勵女生學額，就規定旁聽生可同樣獲得此項獎勵名額，但需習本科生科目。該年旁聽女生劉莆芳因符合條件，獲得一個名額。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者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聽課；教室裏人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當時每門課多發有講義，這些講義或是放在圖書館裏，或是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取用。這種旁聽生中後來有不少人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以及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曾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長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那些求知欲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種旁聽生製度除了有助於使更多人得到深造的機會外，同時也在客觀上為職業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條件，後來有不少共產黨人就是以北大旁聽生的身分做掩護，一麵學習，一麵從事革命活動的。此外，蔡元培還為華僑學生開辦特別補習班，使他們能夠順利升入本科，讓更多的華僑子弟有機會到北大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