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是蔡元培在北大實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學術空氣的一項重要措施。
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囊括大典”，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自然，這兩者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因而，蔡元培對教員的選擇，采取了“兼容並包”的方針。
這種兼容並包主義，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則分不開的。他反對宗派習氣，門戶之見，認為“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學術思想問題，應當“任吾人自由討論。”他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使然的，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熠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式政治和文化專製主義對學術思想的束縛。所以他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種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察元培是善於正確處理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他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和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這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確是體現了察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同時也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
同時，這一方針，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對專己守殘，注重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的主張相聯係的。兼容並包是體現了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精神，他認為對於治學者來說，“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學說，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什麼問題都可以照他的說法去解決，其餘的學說都可置之不顧了。”這種“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實際上是舊式書院的惡劣學風。而不同學派的並存，各種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使學生能夠較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學派的觀點，不囿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從不同學派的比較中引出新義，提出自己的創見。所以當時北大教授中就廣泛地包含了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學方麵，有信古派的陳漢章、黃侃等，有疑古派的錢玄同、胡適等；經學方麵，有今文學派的崔適，有古文學派的劉師培；文學方麵，有文言派的黃侃、劉師培、林損等，有白話派的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訓詁方麵，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黃侃、馬裕藻，還有其他學派的陳介石、陳漢章、馬敘倫；在舊詩方麵，同時有主唐詩的沈尹默，尚宋詩的黃節，還有宗漢魏的黃侃，等等。可謂容古、今、新、舊各派於一校。教員中的不同觀點也可以唱“對台戲”，如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請他們各開一課，唱對台戲。王昆侖曾對此回憶說：“蔡先生長北大時，主張百家爭鳴，所以會有兩位教師唱對台戲的情況，這不僅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而且能啟發學生的思路，培養獨立思考、探索真理的興趣與能力。我那時在文科學習，選修文字學。教文字學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新派錢玄同；一位是老派黃侃。我選的是錢玄同的課。一天，我正在課堂聽錢老師講課，不料對麵教室裏正在講課的黃侃大聲地罵起錢玄同來了。錢聽了也滿不在乎，照樣講課。後來，我就既聽錢玄同的課，也聽聽黃侃的課，以便兩相對照。這種情況並非罕見，它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兼容並包’、百家爭鳴，學術民主的氣氛。”再者，這一方針，也反映了察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風。他深知在當時的中國，人才匱乏，是處於“青黃不接的時代，很難得品學兼備的人才”，他從國家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和民族強盛的願望出發，十分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因此對於教員，他認為主要應看他有無專門學問，至於個人的政治傾向，隻要不涉及所授的課程，就不必強求一律。他要求“學生對於教員不宜求全責備，隻要教職員係誠心為學生好，學生總宜原諒他們”。他還針對守舊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擊，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
蔡元培采兼容並包方針，不拘一格廣泛延攬人才。同時，他對教員的選擇，又堅持了很高的標準。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就是他所說的教員要“積學與熱心”的標準。他表示延聘教員應向這一標準努力進行。
蔡元培長校後，組織了一個聘任委員會，協助校長聘任教職員。委員以教授為限。規定聘任委員會非校長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開會。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查與投票決定。審核是很嚴格的。如1921年11月由周作人推薦俄國學者馬耶所夫講授《歐洲哲學史》，經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員會討論通過。“因會員均以俄國人隻可請講俄國文學之類；若歐洲文學史等，恐與中國人相去無幾也”。未能通過。1818年又由校評議會通過《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定第一年為初聘，有效期為一學年，具試用性質，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續聘書，這才長期有效。過期未送續聘書者，即作為解約。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麵人才，使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文科方麵，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吳虞、周作人等；同時也有舊學深沉的黃侃、劉師培、黃節、崔適、屠寄、陳介石、陳漢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馬敘倫、陳垣、馬裕藻、朱希祖、馬衡、陳大齊、劉文典、陳寅恪、顧兆熊、陳衡哲、肖友梅、許之衡、樊際昌、沈兼士、杜國庠、吳承仕、徐悲鴻、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馬寅初、陶孟和、周覽、陳啟修、黃右昌、王寵惠、張耀曾等人也都是國內聞名的專家學者。理科方麵，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顏任光、何傑、翁文灝、鍾觀光、李書華、夏元瑮、秦汾、王仁輔、丁文仁、俞同奎、何育傑、胡濬濟、馮祖荀、溫宗禹、任鴻雋、王尚濟，外籍教授葛利普等。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實可謂人才薈萃，學術空氣濃厚，盛極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