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文章（指文化知識與學術造詣）並重，是中國知識分子視為傳統的美德，也是對知識分子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蔡元培認為：“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紛心的嗜好。”過去，北大的校風是很腐敗的，當時社會上有所謂八大胡同“兩院一堂”之稱，校內一些無聊文人也搞什麼“探豔團”之類的下流組織。許多學生無意於學術研究，卻醉心於運動官吏議員；在學校以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蔡元培對此深惡痛絕，極力矯正這種風氣。他指出：“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其為惡，無益也。”他認為任何挽救時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育為中堅”。在他看來，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不僅要把學生培養成將來在工作上稱職的人，而且還應負有培養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積極提倡大學生應有健康活潑的課外生活，並常以砥礪德行的話勉勵學生，指出在道德敗壞、世風日下的社會中，“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苛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所以，蔡元培在扶植社團豐富學生課外生活的同時，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
民國初年，蔡元培曾與李石曾、吳稚暉、宋教仁等人先後發起三個改良社會的團體，即進德會、六不會和社會改良社，其主要戒約為：不狎妓、不賭博、不置妾、不吸煙、不飲酒等。但當時並沒有能認真實行。1916年底他歸國後，目睹各地“見夫教育、實業各界，凡嶄然現頭角者，幾無不以嫖、賭為應酬之具，心竊傷之。比抵北京，此風尤甚。”他感到：“尤可駭者，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敢集同誌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因此，他出任北大校長後，決心集合同誌，矯弊易俗，增進道德修養。1918年1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北京大學之進德會旨趣書》，發起組織進德會。規定會員分為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會章規定入會以前的行為，本會均不過問；成立以後，“當公定罰章，並舉糾察員若幹人執行之。”蔡元培還加意動員平素行為不檢點的人入會，希望他們能夠用以繩己。後經會議決定，取消會員分甲、乙、丙三級的辦法，而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三項為基本條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吸煙、不食肉五項為自由選擇條件，可任選幾項或不選均可。這個組織在校內影響較大，教職員大部分加入，學生入會的也不少。1918年6月正式成立時，教員中入會的有七十六人，職員中入會的有九十二人，學生中有三百零一人。學校行政人員和教授大多入會，知名的有：蔡元培（守基本三戒，外加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吸煙）、李大釗（守基本三戒，外加不飲酒、不吸煙）、陳獨秀、夏元琛、王建祖、溫宗禹、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馬寅初、沈尹默、周作人、馬敘倫、李石曾、陳大齊、沈兼士、徐寶璜、何傑、陳漢章、辜鴻銘、章士釗、馬裕藻、俞同奎、顧兆熊、康心孚、王寵惠等；學生中有鄧中夏、高尚德、許德珩、傅斯年、張崧年、區聲白、廖書倉、康白情、張國燾、朱一鶚、王有德、俞士鎮、常惠等。當然，也有恐守之不力而不願入會者，如文科教授黃侃曾複信進德會說：“謹啟者：奉到進德會願書一紙，侃於貴會宗旨本極讚成，但入會與否，係個人之自由，此時信仰不出本心，則他時守之不力，萬不敢自欺複欺貴會。相應將願書一紙璧還，伏祈鑒諒是幸。”
當時《北京大學日刊》曾對進德會的活動作過一些報導。現錄1918年7月4日刊登的該會評議員、糾察員第一次會記錄如下：
《進德會啟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進德會評議員、糾察員第一次會記錄。”
本日到會者二十九人，姓名如左：
蔡元培、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陳寶鍔、高日采。以上六人評議員。
李煜瀛、鄭陽和、江智、錢玄同、陳大齊、李大釗、胡追、康白情、朱一鶚、王恩久、李辛白、徐之傑、王少石、肖純錦、陳漢章、蔡鎮瀛、馬寅初、陳邦濟、江永一、黃中、廖書倉、梁展章、吳繼哲。以上二十三人糾察員。
（一）李大釗君提議，改會名為‘有不為會’，討論結果，讚成者少數，又以仍用舊名付表決，讚成者多數。（二）李君又以糾察員之職任與其職任之履行，頗不易做到，提議廢除糾察員之名。座中討論時，有提議以被舉之糾察員，悉改為評議員者，以舉手表決之，讚成者大多數，作為通過。（三）議推書記二人，掌本會通訊記錄之事，當即推定江智、傅斯年二君。（四）議定本會刊行雜誌一種，大約每季一出，定名為《北京大學進德會雜誌》，當即推定編輯員四人：沈尹默、錢玄同、李大釗、康白情。（五）議決廢除原定甲、乙、丙等階級，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之條，為入會者必要條件，其餘五條戒律，由會員自由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