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對於任何一件於革命有益的工作，即便是很瑣細，也是不會拒絕的。石魯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每當團上要演出時，舞台布景工作，從設計、製作到裝置，便都落在石魯肩上。我們文學組的同誌也加入他的舞台工作組，跟他學習使用鋸、刨、斧、锛；跟他一連幾天在延安的山溝裏，在風化了的石縫中，尋找紅、黃、綠、藍等各種泥土，代替顏料，調製繪景的色彩；最後又跟他反複演練幕間換景，打繩子，釘撐杆的快速手法。每當這時，他總是日日夜夜全神貫注地勞作著，改進著，直到最後一場演出結束，他對自己的工作都不會完全滿意。
在那為民族爭生存、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歲月，在那金戈鐵馬的革命戰爭年代，在那普遍把鐮刀和鐵錘當做武器的日子裏，石魯也像所有共產黨員文藝工作者和其他革命工作者一樣，很自然地把他的藝術獻給人民獻給黨，獻給了革命戰爭。
他用漫畫、版畫、街頭宣傳畫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敵人，打擊敵人，和那些拿槍的同誌一起，站在一條戰壕裏，用不同的武器作戰。
他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忠誠的黨員藝術工作者，為了共產主義的利益，他恭恭敬敬地向工農兵群眾學習，刻苦地磨練技巧，他那苦練的精神，當時在延安是很引人注目的。他的愛人是演員，經常要排戲和演出，顧不上帶孩子，帶孩子的任務，就落在當畫家的爸爸的身上。那時節，在延安，無論是驕陽似火的酷夏，抑或是冰雪嚴寒的隆冬，人們常常會見到一個長發蓬鬆的青年，背上縛著一個黑瘦的小男孩，一時在南十裏鋪山頭，一時在杜甫川畔，一忽兒在延河之濱，一忽兒又在鳳凰山麓，坐著個小馬紮，捧著個自製的小畫板，為石匠、農民、牧羊人、自衛軍、老紅軍、小八路、老大爺、陝北小女娃寫照，為陝北的山、陝北的水、陝北的落照炊煙、陝北的藍天行雲寫生，五十年代獨樹一幟的長安畫派，可以說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山溝裏就開始了的。
石魯那種苦學精神，代表了他同時代的延安青年，表現了那個年代的具有遠大理想的革命青年的共同的精神風貌，而同時，又給他周圍的青年戰友樹立了一個最出色的榜樣。
他是黨培養起來的有才能的優秀畫家，但他卻從來不自視高大。大西北解放了，黨把團結西北美術界，發展社會主義繪畫的重任交給了他。他沒有辜負黨的委托。在團結非黨畫家方麵，他的作為表現出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共產黨員。西北文代會的前夕，在預先醞釀西北美術工作者協會由誰來牽頭時，石魯同誌提出由非黨民主人士、著名畫家趙望雲先生擔任西北美協主席。在籌備委員會和文協黨的會議上，石魯同誌一再介紹望雲，力主由望雲領導西北美協的工作。此後多年，他一直是在美協為望雲做助手的。
他是一個胸襟開闊的人；但卻是個十分有原則的人，他那種不妥協的精神是很令人神往的。建國以後，文藝界“左”的東西越來越嚴重，石魯，作為一個有非凡獨創精神的藝術家，為要發展風格多樣的社會主義的藝術，為了保護有獨創性的青年畫家，他不得不時時刻刻和一些不恰當的觀點作鬥爭。人們還會記得，在六十年代初一位青年畫家創作了一幅題為《棗園春色》的作品，被人指責為色彩灰暗，調子淒冷。石魯不同意這個批評，他出麵為那位青年畫家辯護。在一次省委宣傳部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石魯帶去了那幅畫，他把它掛在會場的牆壁上，擺開陣勢，聲稱願意同任何人辯論。這就是石魯，這就是他那種堅持正確意見時的不妥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