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愛迪生年滿40，到了科學家和數學家都認為不會再有偉大成就的年齡。愛迪生的實際情況確也如此。在80年代中期以前，他很少有失誤，中期以後，盡管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失敗已經屢見不鮮。也許就像那些親身經曆證實了40歲以後不容易出成績的偉大人物一樣，愛迪生在尼瓦克和門羅公園的拚命工作已使他的精力消耗殆盡。不管是什麼原因，他以往的天才的閃光從此開始黯淡。
這種微妙變化的起因之一，可以歸結為他的前妻之死和兩年後與米娜·米勒的再婚。兩位妻子的年齡都比愛迪生小得多。愛迪生的第一個妻子瑪麗·斯蒂爾韋爾對他從不幹涉，盡管他衣冠不整、不信宗教、不容異議，她都能容忍。然而，同樣可愛的第二位愛迪生太太卻要竭盡所能迫使愛迪生循規蹈矩。她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家庭背景，因此，從第二次結婚那天起，愛迪生就不得不奮力反抗她迫使自己相信宗教的作法。雖然他常常取得勝利，但他的精力和思想卻受到很大牽扯，因而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研究工作。
除了家庭內部的壓力之外，另外一件事也加重了愛迪生的負擔。他所創立的新興工業把他從發明家的行列拉到了大企業的董事會上。不管他多麼向往年青時代自由自在的生活，現在還是深深地陷進了金融家們的交易中。雖然他沒有達到摩根、亨利·維拉德和傑依·古爾德所處的權力頂峰，但他仍然掌握了一定的權力。
年齡、再婚、新的社會環境使他的天才黯淡下來。但是愛迪生不是一般的偉大人物，他不會屈從於名聲和恭維。但是，在他的實際行動中卻發生了細微的變化。早年，這位熱情奔放的發明家總是有意識地表現出自己固有的特點，他對報業記者，往往興高采烈地歡迎，有時作出漫無邊際的預見，但是至少還有隻言片語能表明他對自己的角色是理解的。19世紀80年代以後，這一角色漸漸溶入了現實社會中，因此以往表演愛迪生神話的愛迪生，現在變成了表演愛迪生本人。
從1881年冬開始，愛迪生在紐約居住的時間越來越長，相對在門羅公園的時間就越來越短。他的妻小都住在紐約一處漂亮的公寓裏，不出幾年那所新澤西州的住所就成了專供夏天避暑的地方。1884年7月，愛迪生太太在這裏患了傷寒。起初似乎沒有什麼值得驚恐的，因此正在紐約奮戰，掌握愛迪生電燈公司的愛迪生沒有去看她。不久病情惡化的消息傳來，他匆匆趕到門羅公園，妻子在8月9日逝世時愛迪生剛好守在她的床邊。
妻子的去世對愛迪生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以前，除非湊巧或由於管理不善而手邊沒有急需應付的工作，他是從不過問家裏事的。這也正是他不斷成功的原因之一。這次妻子的謝世，使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孤寂。
愛迪生的兩個男孩留在了門羅公園，那個叫瑪麗安的女兒本來住在紐約的寄宿學校，但在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中，隻好由她陪伴著父親。不過，愛迪生現在是美國最有條件再婚的人，他隻有37歲。因此，他的朋友們都爭先恐後地為他尋找妻子，他也滿有興致地觀察著他們的忙碌勁兒。
最終為愛迪生找到妻子的是埃茲拉·吉利蘭德的太太。吉利蘭德與愛迪生是早年於辛辛那提作報務員時相識的。吉利蘭德是位電報裝置方麵的小發明家，在波士頓的生意滿興旺。他們自從年青時代交為朋友之後，一直保持著來往。1884年，他倆正根據電感原理試圖建造一種列車“無線”電報係統。
在1884與1885年之交的日子裏，愛迪生常到吉利蘭德家作客。吉利蘭德太太屬於為數不多的墨守成規的人物，她邀請來一位又一位年青、合適的女人與愛迪生會麵。最後，愛迪生看中了米娜·米勒，她是俄亥俄州艾克龍的劉易斯·米勒的女兒。劉易斯·米勒從事農具銷售業發了一筆財，又與約翰·文森特主教一起創辦了旨在進行成人教育的肖托誇協會。
米勒小姐年方19，根據《艾克龍時報》報道，她“熟諳家務、藝術，作派端莊，性情慈善，喜好教育工作”。她生得窈窕，有一雙美麗的眼睛和一頭好看的頭發。她曾去歐洲旅行，年青，但似乎已能勝任處理家務和應酬社會事務。所以，愛迪生對她一見鍾情也並不奇怪。
可是，劉易斯·米勒另有主意。盡管愛迪生有名有錢，但他並不以為他是自己年青女兒的理想丈夫。當然，問題出在年齡上，他們幾乎是兩代人。可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米勒小姐已有人追求，那就是文森特主教的信奉正教的兒子，而愛迪生卻難於掩飾自己無視宗教的事實。盡管如此，對於這位能在華爾街生存的人來說，這是微不足道、容易克服的障礙。不久，在父母的許可下，米勒小姐陪吉利蘭德夫婦、愛迪生，以及愛迪生的女兒瑪麗安一道去新罕布什爾的白山山脈遊玩。
早在初次相會的一些場合裏，愛迪生教會了米勒小姐使用摩爾斯電碼。現在，在穿越白山山脈的疾行中，他們掌握的這種電碼得到了充分利用。
在2月份結婚之前，愛迪生購下了將度過他後半生的寓所，地址在新澤西州的西奧蘭治郊區的格倫蒙特。這所房子原歸紐約的一位百萬富翁所有。那人破產後潛逃，隻留下這所房子用以應付前來討債的債權人。房子占地13英畝，帶有花園。在讚美愛迪生的傳記中，這所房子曾被描述為“獨特的建築式樣，給人以清新之感”，建築者有“豐富的想象，因此在每個回轉之處，都給人以猜不出的、令人喜悅的新奇景物。這裏有無數三角形屋頂、富有詩情畫意的凹角和幾何形狀，以及雕花露台與五彩繽紛的玻璃……”當然依照現代標準，這是糟糕透頂的設計。然而，愛迪生不僅在這裏開辟了公園、畜牧場和養禽場，還建了占地一英畝的玻璃房，而且搬來了圖書館並運進許多藝術珍品。
婚前，愛迪生與吉利蘭德夫婦去弗羅裏達州遊玩時，在邁爾斯堡發現了一片高約六英尺的竹林。於是他買下了十幾英畝的地皮，在那裏建立了一座私人別墅。後來他帶著新娘在此度過了短暫的蜜月又回到了格倫蒙特。
門羅公園的事已經成為愛迪生的過去，但現在他還記著昔日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專心工作，仍然以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為準則要求自己。幾年後，米娜·米勒生下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的精力就越來越分散了。
在80年代中期以前，愛迪生的地位並未受到任何挑戰。1887年，地平線上顯露出了以交流電取代直流電的設想，而在交流電是否可行的問題上，愛迪生所表現出的保守和頑固，不亞於那些譏笑電燈可以取代煤氣燈的人們。
愛迪生的照明係統同他的敵手們一樣，都是采用直流電，從發電機流向客戶，不從客戶流回發電機。如此輸送的電力隻得把電壓局限在250伏之內，超過這一標準就會燒毀燈絲，或危及用戶的安全。這說明直流係統從誕生那天起就存在著它的缺點，因為這種電壓的限製，長途輸電就會造成巨大浪費。在早期的供電係統中，這個問題不是特別重要，因為像珍珠街那樣的電廠，是建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區，以後建起的電廠也是如此。然而，隨著人口稀疏的地區要求供電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個問題就逐漸暴露出來。於是人們設想，能不能將電壓提高，以利於遠距離輸電，然後在輸入用戶或工廠之前，再將電壓降下來。
如用直流電，這一點就無法實現。但是用交流電它可以沿一個方向前進，達到高峰時，就調轉方向，再達到高峰時，又調轉方向，每秒鍾調轉多次方向，就為改變電壓提供了條件。自19世紀80年代初期，人們就在這方麵作過多次嚐試，但都遇到了障礙，然而障礙沒能阻止繼續發展。愛迪生對交流電采取保守態度，並不是他預見到交流電將要遇上什麼困難，而是因為他已經建起了自己的直流係統不願意再改變它，而且他顯然沒有發現交流電係統為輸電帶來的節約因素。當然還有人的因素，這一係統是由他在美國的對手喬治·威斯汀豪斯研製問世的，否則，他本來會變得態度和緩一些。
巴切勒在法國“發現”了蒂斯拉，說服他到美國協助愛迪生工作。他來了，交給愛迪生一封巴切勒的信，信上說：“我認識兩位偉大人物，你是其中一位；另一位就是這個年青人。”就是將愛迪生與蒂斯拉之間的基本分歧置之不談，單憑這個字條，也未必能使愛迪生對蒂斯拉親近。
兩人見麵的時候，愛迪生已是世界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蒂斯拉僅小愛迪生幾歲，但是到那時還默默無聞。愛迪生是位憑經驗在摸索中進行發明的人，總是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動手試驗某一設想是否行得通。蒂斯拉則不然，他是那種注重理論的人。此外，兩人之間的分歧還在於，蒂斯拉確信交流電終有一天會使供電範圍更廣，成本更低。愛迪生對這種設想則不屑一顧，拒絕認真考慮，但他還是雇用了蒂斯拉。
不出一年，兩人就發生了決裂。
蒂斯拉離開愛迪生後，獲得了喬治·威斯汀豪斯的支持，終於將交流電引向實際應用。他所設計的發電機比直流發電機簡單、靈便，而他的變壓器又解決了長途送電中的固有問題。利用變壓器，可將輸入線路的電壓提高，在送入用戶或工廠之前，再把電壓降下來。
愛迪生未能及時意識到麵臨的危機，當他發現了這一點時，雙方已經開始交鋒了。在交流電可以降低成本這方麵，看來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愛迪生意識到，從經濟角度出發打這一仗，勢必要以失敗告終。不過，除經濟考慮之外，還有另一方麵，就是在90年代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公眾對電力，就像當代人對核能一樣懷有畏懼之感，電力雖然可為人類帶來利益，但它也是殺人犯。對於這一點，外行人一般很少了解。所以，攪亂公眾頭腦最有利的作法，就是宣傳高壓電的危險。雖然高壓電有危險並非謊言，但這種危險都是可以防止的。用哈羅德·帕瑟在《電力製造商》一文中的話說，愛迪生公司“決定在傳統的商業領域之內與對手開展競爭……公司以維護公共安全，作為它同交流電鬥爭的基石”。
鬥爭到最後，交流電利益集團獲得了勝利，但在鬥爭過程中他們也受到了對方的沉重打擊。直流電方麵起先是煽起了一場推銷運動，幕後人是英索爾、約翰遜、愛迪生，執行人則是前愛迪生實驗室助理哈羅德·P·布朗。推銷內容不是別的，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電刑椅。作為這場推銷陰謀的一部分，布朗在1889年5月購下了三台威斯汀豪斯交流發電機，未告訴賣方他將把這幾台發電機轉賣給監獄方麵。一年之後，奧本州立監獄、星星監獄和克林頓監獄決定使用電椅執行死刑。1890年8月6日，威廉·凱姆勒以殺人罪在奧本坐上交流電椅死去。從此，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交流電就成了死神的同義語。
但交流電一方所遭受的挫折隻是暫時的，在其後的幾年裏，它逐漸地占領了用戶市場，雖然到1903年，愛迪生本人還在憤憤不平地表示“為什麼大家都爭先恐後地使用交流電”。可是在此之前，愛迪生公司的中心發電站和長途送電係統使用的也是交流電，而直流電係統隻保留在局部輸電網的供電裝置上。
次年愛迪生在給這家公司總裁亨利·維拉德的信中說：“我22年來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現金，我出讓股權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獲得現款。這樣，我將這筆錢放在手邊，可以隨時支取，它既能解除我的財政壓力，又能使我拋開管理業務無拘無束地在技術領域前進。”
隨著愛迪生通用電氣公司的成立，愛迪生將由他資助創建的新型工業的控製權大部都移交給了他人。他所得到的報酬就是現金和時間，這些金錢和時間就可用來進行各類發明和試驗，特別是他想在“留聲機的改進”、“有聲電影”的研究以及粉礦廠建設等方麵再做些工作。
在所有這些工作中，他得到了能幹的、富於想象的助手們的幫助，又從這些領域裏獲得了必要的經驗。因此說我們對愛迪生所起的作用的估計，是把他看成發明行列中的一員，而不是單槍匹馬的發明家，這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合情合理的。這位發明家的早期作用，已經由於技術的迅猛發展而變為過去。今天必須以多種技藝的相互配合和不同研究手段的開發作為基礎，這也正是愛迪生創建“發明工廠”的原因。因此與早期從事電報研究時期相比，愛迪生的作用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再不是一位獨唱名星，而是一個樂隊的指揮了。
推動愛迪生重返留聲機研製工作的原因，就是格雷厄姆·貝爾的挑戰。貝爾當時已推出一種改進型的留聲機，愛迪生原來發明的留聲機如果和這種機器擺在一起，隻不過是個新鮮玩具而已。
貝爾的嶽父是愛迪生留聲機公司的股東之一，貝爾本人對愛迪生的這項發明亦有強烈的興趣，因為留聲機與他的發聲重現裝置的研究息息相關。1880年，他獲得了一萬元伏爾塔獎金，他將大部分都用在了建立自己的留聲機實驗室方麵。次年他就推出了貝爾留聲機。貝爾沒有忘記愛迪生的功績，他在送給專利局審檢的一張唱片結尾處錄下了這樣的話：“我是一台聲音記錄機，我的母親是留聲機。”
貝爾的表弟奇切斯特·貝爾和儀表製造家查爾斯·薩姆納·泰恩特不久也加入到留聲機製造工作中。1887年，他們把貝爾留聲機發展成了電動留聲機，並用浸蠟硬紙板代替了愛迪生的錫箔，唱針改用活動式，也與愛迪生的那種死板裝置有區別。製成後，他們拿了樣機去見愛迪生，建議聯名在市場上銷售，遭到愛迪生的拒絕。
1888年整整一春，愛迪生都在辛苦地研究唱機問題。到了夏天，他已能公開宣布一種改革後的新唱機問世。這項工作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和寶貴的時間，所以，他允許別人給他照下了那張據說是在繼續五天五夜辛勞工作之後的肖像，一張使廣告商洋洋得意的照片。
愛迪生的最新產品使用了浮動唱針，由電機驅動，用蠟作錄音材料。它在某些方麵超過了貝爾的機器，愛迪生的錄音轉筒用的不是浸蠟硬紙板，而是實心蠟柱。也就是說，當一層蠟磨禿後，還可以將其刮去，在新的表麵繼續錄音。
這種新的機器遠遠勝過十年前的產品。在英國的古勞德上校從西奧蘭治拿了一台，帶到他在倫敦郊區的“小門羅公園”，不失時機地進行宣傳。不久，他收到了愛迪生寄來的信，但它不是一般的信，而是一個錄好的音筒。
有一位克裏米亞戰爭中留下來的“老古董”——一位頭腦僵化的毫無科學細胞的劍橋公爵，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宴會上，古勞德讓他向留聲機講了幾句話，因為公爵對這種新鮮玩意兒將信將疑，等他一聽到自己的聲音從那裏傳出，立刻就癱倒在椅子上，失聲叫道：“裏麵有鬼。”紅衣主教曼寧也被誘使接見一位來表演留聲機的少女。在表演之後，他對少女說：“啊，年青的女人，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世紀之前，人們會把你當成女巫燒死。”接著，他留言道：“我相信，我的話，不管是以書麵形式，還是以口頭形式，都不會加害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