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歲的時候，他還拿研究以太力作為消遣！還說要有全部數據才能著手工作。可見愛迪生的樂觀精神是多麼可貴。當《紐約時報》記者請他評論美國的經濟形勢時，他毫不猶豫地說：“你是不是那種不喊危機的人物之一？”他說，毋庸置疑，美國的經濟狀況是“有些紊亂”。但“隻要有毅力，有決心，靠艱苦的勞動，是可以使它走上正軌的……不要稱之為恐慌。這隻是一段蕭條而已，用不著擔心，隻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克服困難就成。”在這類問題上，雖然人們重視他的意見，可是他的“新幣”計劃，卻被專家們不加考慮地指責為超出了銀行管理的實際可能而拋棄了。
多數願意為世界萬物提供靈丹妙藥的聖賢既有智慧的一麵，也有不足取的地方，愛迪生同樣如此。有時，人們覺得他的講話有不顧聽眾所好之嫌，尤其是在宗教問題上的表態，他內心總有兩種傾向：尋求真理和避免得罪於人，總是在劇烈地衝突。
在他以往生活的60年裏，似乎很少考慮到這一問題。然而，在1910年，他聲稱，自己心目中的上帝對他來說毫無意義，這使廣大美國人為之一驚。在20年以後，當有人問到他“上帝”一詞對他具有何種意義時，他回答得幹脆：“什麼意義也沒有。”愛迪生太太聽後趕緊補上一句，說，丈夫指的是那個單詞本身，而不是該詞所包含的思想。
1918年以後，愛迪生的思想從無神論變成了不可知論，這種變化雖是短暫的、微妙得難以描繪的，然而卻是實實在在的。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數百萬人死亡，所以戰後社會上曾出現了一種唯靈論的思潮，這使愛迪生突然對人死亡的境界發生了興趣。另外這也與他的高齡有關，此時，他已經年過七旬。
作為自然科學的研究者，愛迪生繼續探索著大自然的各種奧秘，如“橡樹葉”、“鬆鼠為生存而覓食的繁忙活動”、“雪花那無法描述的美麗”等等。他認為這些實際問題，比“所有神學教育的課本”給人的啟示更深。
19世紀20年代愛迪生獲得了崇高的榮譽。他還是像以前那樣不斷接待來訪的記者，還是嚴格地保持著自己的在西奧蘭治的工作習慣。國會金質獎章固然使他愜意，但和紐約及其他大城市的燈光相比，後者才是他的最大欣慰。雖然為時過晚，但愛迪生終被選為美國科學院成員。會說話的機器的原始模型早於半個世紀之前就問世了，可是在已經成千上萬地投放市場出售的今天，它才把愛迪生引進了科學院。
愛迪生在80歲的時候，還開始了一項全新的事業。在10多年前的1915年，他訪問伯班克在聖巴巴拉的苗圃時，曾與福特討論了假如美國參加歐戰，橡膠供應該如何解決的問題。7年後的一次夏日野營，福特和費厄斯通談到英國在馬來亞的橡膠園幾乎壟斷了世界的橡膠供應時，曾建議美國這位最大的發明家著手研究這一問題。在5年後的1927年愛迪生植物研究公司宣告成立。福特和費厄斯通每人為此投資9萬美元，愛迪生用這筆錢在邁爾斯堡買了橡膠種植園地，並建起了一座新的實驗室。由於擔心戰爭會給美國的橡膠供應造成困難，愛迪生對橡膠生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請來的植物學家們，就像當年被派往世界各地搜尋製作燈絲的竹子一樣，被派往世界各地去尋找可以提取膠乳的植物。這些植物的生長期必須很短，因為愛迪生指出，戰爭爆發後一年之內就會發生橡膠供應短缺，而在和平時期，美國不能將大量的土地長期用於種植橡膠。這樣就需要找到一種可使農民機播，八、九個月就能成熟，並且是用機器收割的可供提取橡膠的植物。他要求取膠工藝也機械化，盡量少用手工勞動。
不出一年，派去的人采集了3000種植物，大約有200種含有膠乳。次年，在分析過14萬種植物之後，愛迪生認為，有幾種菊科植物可能符合要求。經過雜交，愛迪生培育了一種高12英尺，含有大量膠乳的植物，他將此種植物送給費厄斯通一批，費厄斯通用它提煉出的橡膠作了福特牌旅行車的四隻輪胎。但是，使用這種菊科植物提膠的不利因素就是造價高昂。對於如何降低成本，愛迪生已有豐富的經驗。但是，他患上了消化不良和腎功能失調綜合症，因此，美國的橡膠生產問題至少要暫時放在一邊了。這項任務後來由愛迪生的後繼者承擔起來的時候，已不再是由菊科植物提取，而是合成橡膠，當然這種方式也為美國橡膠的自力更生提供了最簡捷的途徑。
到1929年秋，愛迪生的身體已初步康複，並參加了由亨利·福特發起的一次很有意義的紀念會，福特親自創建了一座規模巨大的曆史博物館。
愛迪生高興地接受了福特的邀請，作為慶祝活動的一部分，福特的曆史博物館在狂歡節這天開幕。博物館最主要的展出內容之一就是複製的門羅公園實驗室。
愛迪生走進模型，來到複製的第二層試驗室時，身後跟的是福特和愛迪生當初在門羅公園的幾位同事。其中，弗蘭西斯·傑爾此前正在歐洲，福特的人發現了他，便邀他一起乘船渡過大西洋，請他在這次展覽中充當了角色。
福特在這次展出的細節上花了巨大的功夫。愛迪生表示整個建築及其內部陳設準確到了9/10.福特聽了心裏頗不是味兒，就問什麼地方不對。愛迪生回答說：“我們當時的地板從來沒這樣幹淨過。”
21日上午，當印有最早的電燈的特種紀念郵票開始發行之時，胡佛總統偕夫人來到了迪爾本。愛迪生和妻子前往迎接，他們一行乘坐19節以木頭作燃料的列車前去福特曆史博物館。在短暫的旅途中，愛迪生重溫了自己早年的生活。他拿了一隻列車服務員的籃子，用微弱的嗓音向他的同行者吆喝著“糖果、報紙”。
總統攙扶著老態龍鍾的愛迪生下車後，他們一同訪問了福特的曆史博物館。
但是，當這位天才熬到慶祝活動最後的宴會時，在大廳的入口處幾乎癱倒在地，經過他的太太多方勸說後他才走了進去。桌子一端的上座是給胡佛總統夫婦準備的。總統夫婦執意讓愛迪生夫婦坐首席。陪同他們參加宴會的還有500名來賓，這些來賓大都是《世界名人辭典》中的人物。這天晚上，英國太子和德國總統馮·興登堡都發來了賀電。來電祝賀的還有探險隊長理查德·伯德，他當時正坐在南極美國基地的冰天雪地裏。同時，電話也從德國傳來了向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表達祝願的聲音。
愛迪生在宴會上簡短地講了幾句，講話結束時他向亨利·福特致意。愛迪生說：“我隻能用一句含義最完全、最恰當的話告訴大家——他是我的朋友。祝諸位晚安。”正如人們所料，因為他的身體不好，講話不會太長。但卻沒有想到，講話剛一結束他就倒在了椅子上。大家把愛迪生扶到隔壁房間，給他打了腎上腺素，休息了一陣他才漸漸好轉。
迪爾本之行後，愛迪生的身體每況愈下。他去工廠的次數減少了，工作時間也比以前縮短了。他幹活的地方已不是原來的實驗室，而是格倫蒙特的一個房間。從1930年到1931年，他還堅持著盡量由自己為公司作出決策。1931年6月，正當美國處在大蕭條的低潮時，他還向在大西洋城舉行的一次電燈會議發去了熱情洋溢的電報。他在電報中說：“我要對你們說的，是要勇敢些。我度過了漫長的歲月，見到了曆史的不斷重演——工商業的多次蕭條。但每次蕭條過後，美國都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繁榮。你們一定要像自己的父輩那樣勇敢。堅定信念，勇往直前。”
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公開電文。8月1日，他的身體再次垮下來，醫生為他診斷出了布萊特症、尿毒和糖尿病的各種症狀。
9月初愛迪生的病情進入危險期，但他再次度過難關。當他向大夫詢問所開的藥物將起什麼作用時，僅為自己沒有迅速痊愈感到失望。9天之後，他陷入了昏迷狀態。10月18日與世長辭。
在愛迪生的遺體被莊嚴地安放在西奧蘭治實驗室大廳時，愛迪生的家屬和白宮收到了許多來自四麵八方的關於如何紀念愛迪生的建議。
10月21日太平洋時間下午6點59分，加利福尼亞地區剛剛日落，丹佛此時已是山區時間7點59分，電燈才亮不久就被熄滅了。芝加哥，這時是8點59分，高架鐵路車輛和有軌電車都停駛了一分鍾，並且全城的燈光都同時熄滅。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從凱羅到出海口，全是一片黑暗。紐約，這時正是東部標準時間9點59分，除了關鍵的交通信號標誌外，所有的電燈都被關閉，百老彙一片黑暗，全城一片黑暗，連自由女神像頂端的火炬也隨之失去了光彩。在這一分鍾之內，整個美國似乎又回到了煤油燈和煤氣燈時代。接著，從東海岸到西海岸，電燈又大放異彩，世界通明。人們就用這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方式祭奠了偉大的發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