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的電池生產首先考慮美國的需要，對於其他潛在的顧客，他的態度就像對付西方聯合公司和傑伊·古爾德時一樣。當暹羅王1914年12月訪問西奧蘭治時，同他的武官特地參觀了愛迪生的新潛艇蓄電池。對此感興趣的國家還有許多。愛迪生的經理1915年5月說：“一位代表德國政府的克虜伯公司雇員連續4年，每年來這裏3次，觀看潛艇蓄電池的研究有什麼進展。因為該公司發現鉛電池並不十分令人滿意。然而，愛迪生先生不把電池完善到無懈可擊的程度，決不出售。這種電池直到9月，也就是戰爭爆發一個月之後才達到了愛迪生要求的標準。”
考慮將科學技術應用於戰爭，對於愛迪生來說，並不是頭一次。幾年以前，當美國與智利之間似乎要發生一場爭鬥時，他曾詳盡地解釋了用電取代槍支彈藥的可能性。他說，每一位電工都會有他自己以電降敵的想法。
當他進入了無邊無限的想象時，首先考慮到用電來防守城堡。19世紀90年代初，他曾與人合作製成了西姆斯—愛迪生魚雷，這是一種可以置於戰艦前兩英裏遠的遙控電動武器。他曾說：“這是一種極可愛，攻擊力極強的玩意兒，但還不是我為之驕傲的那種東西。”
愛迪生在戰爭開始時，所持的綏靖主義態度，很快為愛國主義所取代。在1898年美西戰爭中，他第一次與美國海軍部接觸時，就曾向海軍部建議，應該在彈藥裏填充一種碳化鈣和磷化鈣的混合物。這樣炮彈落在敵艦附近水域起爆後能持續燃燒數分鍾，從5英裏之外就可以看清敵艦。他的設想還不止此。在萊特兄弟完成向基蒂霍克沙丘飛行之前，愛迪生就預見到人工飛行器和電力將在戰爭中發揮作用。
隨著戰爭前景步步臨近，愛迪生成了人們征求意見的對象。5月，《紐約時報》記者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采訪。30日，該報用三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愛迪生關於美國應該采取何種行動的看法。愛迪生既不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常備陸軍，也不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常備海軍。他認為，美國應該建造大批的戰艦放在港口，隻由少數人員管理即可，到戰爭需要時再投入行動。
讀了這篇報道的海軍部部長約瑟夫斯·丹尼爾斯於7日寫信給愛迪生，說明海軍方麵最大的希望就是發揮美國人的聰明才智，製出能應付新型戰爭的機器和設備。為此，他打算建立一個發明與研製部門，將有關人員提出的設想與建議交付該部門考慮。幾天之後，丹尼爾斯來到格倫蒙特，與愛迪生就戰爭問題談論了兩個小時，回去不久就宣布愛迪生已答應充任海軍顧問委員會主席。
建立這個委員會，花費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當委員們到齊之後，他們在華盛頓雲集，舉行首次會議。愛迪生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確激發了大家的積極性，但他對海軍的最重要貢獻還是在他自己的實驗室做出的。原因之一，他作發明家，要比作委員會主席更有智謀；原因之二就是耳聾。雖然以前作過報務員的哈欽森用摩爾斯電碼在愛迪生的手腕上發出了會議的議程，可是在唇槍舌劍的爭論之中，他還是不知所雲。而委員會的初步討論，這種爭吵又占了很大的份量，並且多半是圍繞在何處建造政府實驗室的問題。多數人提出在安那波利斯；愛迪生則主張選在桑迪胡克。大家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實驗室建起之後，他似乎也沒有去過那裏。
通過與海軍顧問委員會官員們的接觸，愛迪生似乎突然悟出了現代戰爭的真實含義。在第一次會議結束不久，他就警告大家說：“未來的士兵再不是那種手持大，嗜血成性的野蠻人，他首先是一位機械師。未來的戰爭，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參加這種戰爭的話，將是機器之間，而不是活人之間的戰鬥。”不久，他又把問題說到了要害處：“科學將把戰爭變換成一種可怕的東西，可怕得令人不敢設想。不用多久，我們幾乎一按電鈕，就能射死成千，甚至成百萬的人。這種屠殺將恐怖得慘不忍睹，隻能用機器來進行。”當有人談到歐洲已經使用了如毒氣、火焰噴射器等可怕的武器，問他對這些武器的看法時，他說這些東西用於防衛是無可指責的，但不能用來對別人發起進攻，一個人在保護自己時，有權抓、撓、咬、踢，但是，當他處於攻擊他人的地位時，就沒有這種權利了。
愛迪生的這些言論是在1915年秋發表的，他的話體現了許多體麵人物的思想特點。這時，正值泛美博覽會期間。
泛美博覽會的高潮之一，就是10月21日慶祝白熾燈發明36周年的“愛迪生日”。為此，大家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宴會上所有的食品都是用電製熟的，這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事。這次慶祝會上，西奧蘭治實驗室進行了一種新留聲機唱片表演。唱片錄製了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安娜·凱絲的詠歎調。錄音由電話傳至舊金山，同時，又用電話傳來了凱絲小姐在西奧蘭治現場表演的實況。據說，錄製的聲音與嗓音完全一致，根本區分不開。
在舊金山，愛迪生還應邀出席了電報家宴會。宴會上的所有講話，都用電報聲響器傳出。電線將各桌相連，每張桌前都有一個電報聲響器接在總電路裏，愛迪生的桌上還裝了一個特製的諧振器。宴會後愛迪生表示，他第一次聽清了講話人的所有詞句。亨利·福特也參加了博覽會。
在其後的幾次旅行中，人們對愛迪生與福特之間的友誼進行大肆渲染，其實，他們之間的交情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深。不過，這種友誼還是可觀的，以至於險些促使愛迪生陪伴亨利·福特登上1915年由福特組織的“和平之舟”前去歐洲遊說，希望說服交戰雙方互相妥協。當時愛迪生偕妻子到碼頭為福特送行，在返身上岸時，福特對他說：“你必須留在船上，你必須留在船上。”據《費城紀事報》記者威廉·布利特說，福特說完露出了令人不解的微笑，但是又帶有非常認真的樣子喊道：“如果你留下來，我給你100萬美元。”
愛迪生為海軍進行的研究工作，大都是尋找魚雷預警方法。1917年，他調查了水下電話裝置的機理、諧振器，以及各種各樣的拖曳設備。到年末，他已設計出可以在5000碼以外發現魚雷的裝置。
潛艇預報裝置的設計也一直占據著愛迪生的思想，在這方麵，他處理技術難題的天才經常表現出來。反潛戰的另一戰術，基於魚雷不是直接向敵艦開火，而是找提前量截擊這一事實。愛迪生說：“應用這一事實，通過計算與實驗，我找到一種使軍艦突然調向避開魚雷的方法，應用這種方法，不管軍艦的速度有多快，艦體有多長，都可以在相當於艦身）2/3到3/4長度的範圍內與自己原來的前進方向成直角。”裝有這種設備的軍艦，還配備了測聽器，隻要發射魚雷的聲音一到，調向就開始了。
愛迪生在戰後解釋說：“這種調向裝置，像多數高效裝置一樣，結構極其簡單，隻用幾根粗繩栓上極大的錐形海錨即可。這種裝置設在船頭，而不是船尾。錨一落下，船頭停止了運動，船尾便自動調轉方向，僅衝出幾百英尺遠就可以完成調頭。”調頭裝置試驗成功以後，潛艇的威脅實際已被掃除。這一成果大半要歸結於愛迪生的努力，它雖不精彩動人，然而卻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創造。這項創造正是在對潛艇活動的研究中得來的。愛迪生對開戰以來被潛艇擊沉的船隻的地點、時間、海路、港口及燈標位置作了歸類分析，從中獲得了驚人的發現：多數船隻受到潛艇攻擊的事件都發生在它們戰前曾航行過的路線上。另外，從夜間沉船數目隻占全部沉船數量的6%來看，多數船是在白晝穿過危險區。由這些數字即可不費氣力地推導出船隻被攻擊的方式、時間和地區。
如果能夠以實驗證實，愛迪生絕不滿足於推斷。因此，他準備了一張繪有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海峽和海岸的裝有木楔的海圖。他關於海戰方麵的設想無奇不有。從異想天開、然而卻是困難重重的，到過於簡單、以至不肯為人嚐試的各種想法應有盡有。
1918年1月24日，愛迪生的幾位同事創建了“愛迪生先驅會”。起初，這一組織僅限於那些曾在門羅公園與愛迪生共過事的人們，後來又擴展到愛迪生公司的其他人，但他們隻能作為“榮譽”成員。這個組織的成員每年在愛迪生的生日這天聚會，他們如同獨立戰爭以後華盛頓的下屬們一樣，忠貞不渝。又像納爾遜手下的艦長們和亨利五世手下的騎士們那樣，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走過了偉大的曆程。愛迪生的門徒，表達了全美對愛迪生越來越深厚的景仰之情，事實上，在愛迪生生命的最後幾年，對他產生景仰之情的人們已遍及世界。
人們已經一眼就可以認出愛迪生。他說話夾雜著年青時代就有的親昵與淳樸的地方口音。他所說的警句含義深遠，恰到好處，同時也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他對勤奮工作、節製欲望和樸實無華的稱頌，在美國各地引起了共鳴。美國人都把他作為民眾英雄，他在戰後的年月裏變成了美國聲名顯赫的人物。1924年，他作了最後一次旅行，他仍保持著發明家的精神。
愛迪生不僅判斷出今後大城市將出現交通阻塞、人們的工作日將日趨縮短及因此而產生的娛樂問題，而且1922年，他有關原子能的預見，也要遠勝於大多數人，甚至大多數科學家。盧瑟福隻把原子削了個邊，而未能使其分裂。不出三年，愛迪生就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原子能終有被發現的一天。其實，我已經在自己的實驗室按日益增長的有關資料進行了試驗……就原子能而言，目前還沒有希望作出更多的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