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鄭和下西洋引以為自豪的同時，也毋庸諱言，它亦有著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從鄭和的出身來看，他是內官監的太監，而內官監是負責采辦宮廷所需器用的一個機構，皇室所需的各種奇珍異物，大都要向海外尋求。而這些，正是鄭和的職責所在。鄭和船隊有寶船六十餘艘。寶船，又名“取寶船”或“寶石船”。顧名思義，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獵取寶貨（如珍珠瑪瑙、奇禽異獸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鄭和每次出海，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絲綢、棉布、銅器、鐵農具、鐵鍋等，除了部分賞賜給當地統治者外，其餘換來的隻是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奇珍異寶、珍禽異獸、香料、補藥和各種奢侈品。《明史》上記載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
據有的學者研究，正是出於對麒麟（即長頸鹿）的搜尋，驅使鄭和的船隊到達非洲。在中國古代，麒麟被視為是聖天子出而王道興的太平之征的聖獸，是祥瑞之物，僅在盛世出現，極具神秘色彩。盡管此時明成祖當上皇帝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對他以武力奪取政權仍然耿耿於懷。為了標榜自己正統繼承人的地位，希圖以天降麒麟為其篡位提供合法性證明和輿論，於是他派鄭和下西洋時順便尋找麒麟，所以鄭和曾率船隊到達非洲。盡管他曾假惺惺地表示：“麟之有無，何所損益？”但那顯然口是心非，當麻林國使者貢上麒麟，百官朝賀時，他不禁大喜過望地說，“此皇考厚德所致，亦卿等翊讚，故遠人畢來”，一派躊躇滿誌的樣子。因為麒麟這種異獸的出現，不僅說明明朝國勢鼎盛，堯舜再生，同時也肯定了他皇位的合法，證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順應天意的。
鄭和率船隊每次遠航耗資巨大，遠征的開銷除了來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機構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據《廣誌繹》記載，明初府庫充溢，鄭和下西洋時，賚銀七百餘萬，十載後僅剩百餘萬，所費計六百萬兩白銀。這些開銷除用以海外貿易者外，大多用於賞賜。龐大的船隊需要巨額的開支，但換回的物品卻大多是珠寶、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經濟負擔。對此，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曾形象地描繪了明成祖的心態。他指出朱棣對鄭和船隊下西洋，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自然是明朝的聲威遠被，而懼的則是“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這樣長期浩繁支費，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大臣們不顧被殺、被囚的危險，紛紛上書直言“外國取寶之非”，建議“罷西洋取寶船”。更有甚者，將鄭和下西洋指責為“弊政”。
其次，當時明代政府沒有平等的國家觀念，以“天朝上國”自居，隻有“天下”觀而無“世界”觀，喜歡施行一種叫做“懷柔”的政策，付之以重賞，讓一些國家前來“朝貢”，表示對大明王朝的臣服，以滿足大明天子“天下共主”的虛名。
宣宗無論是明成祖朱棣，還是明宣宗朱瞻基，他們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都是基於“諸蕃久缺貢”，或者是“遠者猶未賓服”、“猶未朝貢”。按明成祖的旨意，鄭和每到一處，即對賓服“四夷”給予厚賜，以“柔遠人”。誠如馬歡所言，鄭和每到一地，“齎詔敕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升賞各頭目品級冠帶”。對“四夷”進貢之物，除按值付款外，還照例給予豐厚禮品回報。貢品之外附帶的商品，允許其免稅貿易。這便是明朝初期製定的對外關係的總方針——“厚往薄來”。
早在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對中書省臣說：“西洋瑣裏，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對禮部諸臣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裏，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
在對外交往方麵，朱棣既繼承其父“厚往薄來”的政策，而且在具體的政策上，對海外諸國更為熱情周到，甚至讓諸國貢使“隨心所欲”。實行“厚往薄來”政策的結果，使海外諸國都樂意同中國交往。明初，海外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之頻繁，為曆代所未見。在永樂時期的21年中，約來使318次，平均每年約來使15次，並且每次派遣的使節人數也是驚人的。譬如，永樂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西洋古裏、忽魯漠（謨）斯、錫蘭、阿丹、祖法兒、剌撒、不喇哇、木骨都束、柯枝、加異勒、溜山、喃勃利、蘇門答臘、阿魯、滿剌加等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而且，接待極為隆重，賞賜極為優厚。總之，在鄭和下西洋的時期，亞非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無論來者多少，貢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無不乘興而來，滿意而歸。為圖“天下共主”的虛名而破費國家巨額財富，其後果是極具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