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吉·原野，是上一世紀中葉偏下-1958年7月出生的作家中的佼佼者。據我們所知，在這一年特別是這個月出生的作家，沒有哪一個人像他這麼幽默。《浪漫是情場的官僚主義》是他最新推出的力作。他……”
我發現，一寫到“他……”就不好往下寫了，明明是“我”，卻變成“他”，下不了這個手。在“我的朋友胡適之”中，也有書評寫得好的，阿堅。但該人忙於馬拉鬆、給地質學家做飯、喝啤酒，顧不上這個。而且，他能把你送給他的任何東西（除了酒），衣服啦，奶茶粉啦，書啦兩個小時之內送給別人。靜之寫一手好文章（用不著我說），懂幽默又厚道，但他正忙於話劇《我愛桃花》。
“什麼是幽默？它並不是不正經，好似不正經，恰恰是正經。”
我也不知道幽默是什麼，好像叔本華說的，世界上有兩種人企圖研究幽默，傻子和哲學家。這時想起寫書評還有一種方法，用文革語言說叫“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如：
“茫茫書海，有哪一本值得看？幸好，遇到了《浪漫是情場的官僚主義》。過去，我們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今天竟喜歡上它了。”
肉麻！撕掉！還有一種方法是搭勢。我這本書尾隨孫紹振《美女危險論》而出，先假裝說他，再說“鮑爾吉·原野”。
“孫紹振先生是我心儀的學者，當年，關於朦朧詩的討論吸引了多少眼珠啊！沒想到，他的散文竟這麼幽默，南方人也幽默嗎？嗬嗬。他的散文屬於‘歸謬法’（樓肇明語），越謬越幽默，這跟越辣越愛吃、越臭越好吃的道理一樣。縱觀中外幽默史，孫先生的幽默獨步當代，誰不服，誰就是不講理，是偏執狂，是憂鬱症，是白衣秀士王倫，是伊拉克新聞部長薩哈夫，是甲亢，是痛風，是鬧情緒，是沒事找事，是不自重。令人吃驚的是，有一人竟比他還幽默，他的名字是鮑……”
不敢往下寫了，勢沒搭成。還有一種辦法是罵著寫，如《紐約時報》評《第二十二條軍規》：“富於喜劇性的情感，但技巧太拙劣，而且缺少敏感，作者似乎吃了毒藥。”還有，麥卡錫評海爾曼的作品：“她寫的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包括‘和、這、以及’，都是謊言。”但在中國，寫這麼一種惡毒的書評，編輯不登，怕告。（我告我？）《紐約時報》還提倡一種不知所雲風格，如：“戈爾丁的《蠅王》，說明了孩子成為孩子的理由。”這在中國行不通。
人寫作失去辦法的時候，總有一種辦法誕生，那就是比喻。把我這本書比喻成什麼呢？食物或家具有中什麼是幽默的呢？我最喜歡西紅柿，說“這是書界西紅柿”不相當。逍遙椅或酒吧高腳椅幽默嗎？酸牛奶是不是比牛奶幽默？滑梯好像有點幽默。文學界的滑梯？還有什麼？撥浪鼓、掏耳勺、拔胡須的鑷子、龍須麵、滇金絲猴的紅嘴唇、鞋拔子……它們幽默嗎？還有什麼幽默之事？在頭發絲上刻字，在鼻煙壺裏畫山水，麻醉師給人下藥，擠粉刺，留仁丹胡，學瘸子走路，連體嬰兒，兩隻仙鶴打架，做俯臥撐，在肚臍眼兒紋一朵牡丹花，電梯停電，究竟什麼叫幽默呢？
我弄不清楚到底什麼叫做幽默，於是有充分的理由中止這篇書評的寫作。我隻想告訴別人，其實你不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嚴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