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縣一區五鄉四政村佛店溝莊，住有二十二戶人家，內還有移居該村的幾家新戶。老戶內薛生彥（副支書）、段迎秀（村主任）、謝清娃（村長）、謝拓氏、高能亮、馬如俊、李加堂、張占鬥等因血族與個人情感關係，形成一封建團體，以多數的老戶欺壓近年移居該村的新戶及少數不合群者。
一九四八年春，災荒嚴重，各地政府籌糧救濟，李加堂當時有存糧數石，但還向政府領吃救濟糧，李海彥看不過眼，將李加堂存糧告知鄉府，在政府的領導下被群眾鬥爭，挖出李加堂窖內穀子兩石，並將部分穀子向群眾作了調劑。因此引起李加堂對李海彥的不滿。
此外，馬如俊與李海彥因耘地拆牆走路一事，發生爭吵，雖兩家在同一院內居住，但互相關係不睦。
過去，段迎秀與李海彥因遭人命，李海彥曾因為死者爭穿衣服等與段發生口角，自此之後，段迎秀與李海彥關係破裂。另因李海彥在該村平素待人接物較差，時已積長，引起群眾歧視，給李海彥平風起浪，設法陷害。
謝拓氏有五鬥一窖蕎麥，且上蓋高粱，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間被盜，不知何人偷去。至臘月間，馬如俊對謝拓氏說：“你的蕎麥可能是李海彥偷去的，因我在耘蕎麥時借了李海彥五升蕎麥種子，內夾雜有高粱數粒。再李海彥在今年春天常吃蕎麥。”又說：“在今年秋收時，我還看見李海彥從你的地裏偷背了兩把穀子，這些我能作證……”謝拓氏聽了，當即報告給村主任段迎秀，請求解決。段迎秀又叮嚀了馬如俊，要他一定作證，且彼此互相商量待過年後再行處理。
正月初二日早晨，李加堂女人又對段迎秀報告說：“我昨晚失去五六袋洋芋，也是李海彥偷去的……”專來誣咬李海彥。村長謝清娃（謝拓氏之侄兒）同村人在李海彥家中搜查，卻始終沒有搜查出來，但對李海彥說：“謝拓氏的蕎麥一定是你偷去的……”
至初四日，段迎秀等便召集了全村會議，鬥爭李海彥，並使用了威嚇、捆打等手段，逼迫李海彥承認偷蕎麥的事實。李海彥因確實未偷，無論如何也不承認，該等無法又將李海彥綁送鄉政府處理，藉以恐嚇其承認，但李仍不承認。途中由張占鬥對李海彥說：“你還是將此事承認了，賠出些蕎麥，就沒事了，不然，不得過去，因為大家都說是你偷去的，要是到縣上還少不下坐禁閉……”。到鄉政府後，鄉長要李海彥賠，李不認可，要去縣，途中又被鄉長邀回，李被迫於無奈，隻得答應賠出蕎麥三鬥。後來，李海彥感到賠蕎麥是一件小事，但賊名難當，所以就起訴至安塞縣人民法院，請求解決。經該院審訊，認為馬如俊的證明不確，即關押四天釋放，叫謝拓氏將原賠蕎麥三鬥退還李海彥。期間鄉長戴海魚還向法院寫信證明，認為蕎麥就是李海彥偷的，所以謝拓氏不服判決，又上訴至陝北人民法院，經傳訊兩次不能得出肯定結論，但從李之說話表情上看，似乎是李所偷，及根據李之意見，“隻要說我不是賊，就多數兩顆糧，亦沒關係”。於是陝北人民法院為照顧農村團結，及息事寧人，特於十一月九日，函示安塞縣，應宣布李海彥不是賊，原賠之蕎麥念謝拓氏寡居，子女幼小，不能從事生產，所以不再退還。李海彥不服又前來申訴，陝北人民法院當即派員前去調查解決，由於辦案人員在思想上就認為是李海彥偷去的，不了解該地的具體情況，未進行深入廣泛的調查研究，覺得群眾的意見不會有錯，就以蕎麥是李海彥偷去的，判李勞役一個月，賠出蕎麥不再退還。判後，李海彥夫婦提出重新研究的要求，因而引起該辦案同誌的慎重考慮，隨即詳細認真的進行調查，又訊問了證人馬如俊，始知該村的具體情況及發現了馬如俊偽證的流弊，得以正確解決，於是在村民大會上宣布李海彥無罪，原賠之三鬥蕎麥如數退還李海彥，另處偽證人馬如俊勞役一個月，立地進行悔判才使該案得到正確解決。
[簡評]
農村類似問題，過去不少，現在也有，以後亦很難絕滅。問題不在於這一類問題的存在與否，而在於怎樣能查清是這一類問題，得到正確的處理。本案經過一二審三次處理。第一審，安塞縣人民法院從證據的認定上入手“認為馬如俊的證明不確”判決“謝拓氏將原賠蕎麥三鬥退還李海彥”是正確的。然而，謝拓氏在鄉長戴海魚的主張下，上訴至陝北人民法院，陝北人民法院辦案人員未深入調查，未吃清本案症結，作了模棱兩可、息事寧人的處斷。結果使事情更複雜化，李海彥繼續申訴。陝北法院辦案人員先入為主，“辦案人員在思想上就認為是李海彥偷去的，不了解該地的具體情況，未進行深入廣泛的調查研究，覺得群眾的意見不會有錯，就以蕎麥是李海彥偷去的，判李勞役一個月，賠出蕎麥不再退還”的錯誤判決。判後，李海彥夫婦結伴繼續至陝北人民法院申訴，因而引起該辦案同誌的慎重考慮。該案可貴之處就是辦案人員對當事人的申訴終於給予慎重考慮，更可貴的是重視申訴後查清了案情，給予“立地悔判”，終於還冤者清白，判決得以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