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說來，這是抗日戰爭史上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深刻、非常獨特的場景。一個日本紳士同一個中國農民，打得不可開交，又抽空兒坐下來，互相敬酒，開懷暢飲。翻譯說，聯隊長深通中國的曆史地理。這種所謂的“中國通”，全世界到處都有。他們了解中國的各種東西，就是有一樣，他們不了解，這就是中國的農民。所有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他們隻看到了碼頭上的中國苦力，卻不了解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農民。他們最終都敗在這些淳樸農民的手裏了。所有外國的東西，概莫能外。這種農業文化的柔軟的剛強，或說剛強中的柔軟，說來無比神奇……西方的東方的帝國主義們，怎麼能認識這種高級事物呢？
聯隊長臨分手時，說道：“樊大隊長，有什麼需要，兄弟一定幫忙，一定盡力。”樊金堂實際上是有點開玩笑的意思，他說：“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機槍，兩箱子彈。”聯隊長說：“一定辦到。”在雙方激烈的戰爭之中，開這種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見的。誰知那聯隊長一言九鼎。隔了幾天，前沿哨所報告說：“有兩個鬼子，帶著幾個民夫，打著白旗，進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著白旗，就不要打。看他們是來幹什麼的……”進山來才知道，兩個日本兵，輪流扛著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機槍，後邊四個民夫，抬著兩箱子彈。樊金堂收到這些東西，高興極了，嘴裏不停地說著：“夠朋友，夠朋友。”請兩個日本兵吃完飯，樊金堂寫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給兩個日本兵。那兩個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了半天才把意思說清：“聯隊長的命令，把東西送交樊大隊長，就不用回去了，算我們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槍斃的……”這把樊金堂給難住了。後來才想起來，把他們送到軍區。電話上聶司令員說：“這麼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請示，也不報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後來對人說：“一個日本人想見我，這有什麼可報告的。”這種事在他來說，好像稀鬆平常。
聶司令員非常喜歡他，很關心他，想培養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學習。樊金堂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打日本。延安沒有日本可打，隻好安心學習。正趕上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他勞動積極，表現好。後來看到他老實可靠，槍又打的準，就叫他去跑運銷。他腰裏插兩把駁殼槍，一個人押運著十幾個騾子，北走包頭，西闖蘭州。路上土匪甚多，別人經常出事，他從來沒有出過事。我問他：“你怎麼不出事？”他說：“我沒碰上過，真要碰上，自然是凶多吉少。”他總是喜歡把事情往平淡裏說，在他嘴裏沒有驚險事情。不過，我想這很可能是他威名遠揚的緣故。當時沒有見過他的人，也知道有個樊金堂，厲害。學習完，任命他為後勤部長，師的架子，日本投降後開赴東北，便成了一個軍，他依然是後勤部長。
有人告訴我，行軍路上，他看見一個放羊的老漢正蹲在路邊抽煙，他裝好一袋煙走過去：“老大爺，對個火。”把煙抽著，他也蹲下了。“老大爺，光景怎麼樣？”老大爺就哭起窮來。他一回頭喊道：“通信員，從騾馱子上拿一捆票子來。”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漢的腳前，說：“改善改善吧。”
也是這次行軍，從他家鄉過，正好趕上一個廟會。聽說樊金堂回來了，人們不看戲了，全部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俠氣概又上來了。廟會上有一排溜飯棚，他對賣飯的說：“凡是看樊金堂的，都管飯，最後我給結賬。”那次事情鬧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後勤部長，有錢。碰上一個小學同學，又是老戰友，當時是縣裏的幹部，腆著臉對他說：“金堂，我看你的手槍特別好，我挺喜歡，送給我吧。”樊金堂說話不打磕：“拿去吧。”聽說那次榮歸故裏，光手槍送人好幾支。這種事情，嚴格地說，拿公家的財物，隨便送人，不能算對。不過從前的人，同後來的人不一樣，可以說大不一樣。從前的人，不俗。不像後來的人們，針頭線腦，上綱上線，沒完沒了……像樊金堂這事，在從前，就是首長知道了，罵一聲：“他媽的樊金堂，胡鬧！”也就過去了。那時候人們甚至傳頌著樊金堂的這種嚴重違紀行為，哈哈一笑完事。那時候人們都有點豪俠氣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這遍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雞群中的鶴。後來人們變了，變得瑣碎無聊。有一次在閑談中，樊金堂以平靜的口氣說：“都是小人。”我聽了這話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謂農業文化的優勢，就是道德。把道德丟掉了，這就像一個人掉了魂兒一樣了，連他是誰，他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