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去世了，我心裏很難過。回想過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長對我說：“咱們晉察冀有個有名的戰鬥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學習，以後到了東北，現在在遼寧。他挨了好幾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來，你幫個忙，把他調回來吧。”我說：“行。”會上研究通過，然後發個函，不久，這人就帶全家回到太原。
人回來了，情況也逐漸清楚了。支“左”的軍人們背地裏嘀咕，說我調回來一個“壞人”。我不放心，就問那位老首長：“聽說他蹲過監獄……”他說：“扯淡！運動當中態度不好，抓起來的……他從來沒有態度好過……哈哈。”
樊金堂回到太原三個月不能分配，後來他知道這些情況，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長們。他人還沒回來，電話就來了。當時的省革委員會主任過問此事，指示：“妥善安置。”支“左”的軍人們頂不住了，同我商量怎麼安排，我說：“好辦。”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縣大隊的大隊長，到七十年代才隻是十六級，一次會上決定，安排在省測繪局任辦公室主任。
他回來以後，我們才認識。我的老首長曾經多次向我講述樊金堂的戰鬥故事。我同他認識以後，便常常問他，我是想檢驗一下老首長說的是否真實。現在要從頭說那些戰鬥故事，讀者也未必愛聽，再說我也不善於描寫。我曾經想過，邊區的著名作家不少，怎麼沒人寫樊金堂呢？有個朋友對我說：“如果寫樊金堂，那是宣傳什麼呢？”我一時回答不上來，他繼續說：“宣傳，宣傳，不要忘記宣傳……”我說：“宣傳抗日還不行？”他說：“正是抗日，不能宣傳……”我不能說服別人，隻好說服自己。我說宣傳抗日，也是順著“宣傳”的竿兒爬……文學是人學，它應該著眼於人。多年來，見物不見人，記吃不記打，嗚呼哀哉！
樊金堂本質上是個俠客。他年輕時剽悍得很。他的大隊最善於行軍，尤其善於夜行軍。他說打哪裏就打哪裏，三十裏五十裏，轉眼就到，說拿哪個據點，手到擒來。搞得日本鬼子顧此失彼，焦頭爛額。認真說來，日本鬼子也向他學習，學會了長途奔襲。
有一次，軍區抗敵劇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裏奔襲，兩路包圍。聶榮臻司令員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隊去解圍。電話上說：“把演員們都搶救出來，一個不能損失！”樊金堂的大隊跑步趕往出事地點。他要求他的戰士們：“男演員一個戰士拉一個，女演員跑不動，背也要把她們背出來！”他們趕到時，日本鬼子的包圍圈已經合攏。他們衝進去，把演員都救出來了。那真是槍林彈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們絕沒有想到，樊金堂會有這一手，他真敢往包圍圈裏頭衝……所幸，演員沒有損失。他當時的警衛員叫張培華，我們不久也認識了，他對我說：“老林，那場戰鬥，我背出來一個女演員，她就是胡朋。”張培華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青年，淳樸、靦腆，招人喜歡。晚年他耳朵背，可是喜歡跟人說話。他聽不清別人說什麼，隻為自己的話哈哈地笑。我常想，現在的農村裏，已經不大見這種青年人了。
別人打日本，樊金堂也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稱“朋友”。當時駐軍定襄縣一帶的一個日本聯隊長，相當於團長，叫什麼，樊金堂說過，我忘了。這位聯隊長也是突發奇想，忽然給樊金堂寫了一封信，說：“非常佩服樊大隊長，想同樊大隊長見一麵，不知能否垂允？”這一類的話，倒也十分客氣。樊金堂的豪爽氣概一下子就表現出來了。批其信尾，說：“願奉教。”定了時間，地點，最後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約定的時間，那聯隊長帶了一個翻譯，不帶武器，真的來了。戰士們問：“來了兩個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說：“別打喲！人家這是客人，咱們要以禮相待。”兩人見麵，互致敬禮，握手言歡，然後就在農村茅舍裏的土炕上分賓主落座。
那聯隊長首先說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隊長的話……樊金堂忙命炊事員炒幾個菜。我問：“都是什麼菜？”他說：“就是炒雞蛋，炒豆腐，記得有個炒幹豆角，別的記不清了，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有啥算啥。”我說：“喝的什麼酒？”他說：“白幹。”兩個人除了不談打仗的事，別的什麼都談，主要是互相問候，家裏有幾口人等等。根據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這位聯隊長很可能是個紳士，很有派頭，文質彬彬，翻譯說他懂中文，熟悉中國古代典籍。而他對麵坐的樊金堂，卻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家庭成分中農，父親是鄉村教師。樊金堂身板粗壯，異常憨厚，初中畢業，不善言談，隻是說：“今日相見，萬分榮幸，請喝酒，請用菜……”翻譯問：“聯隊長請問，樊大隊長娶媳婦沒有？”樊金堂差不多臉都紅了。那時候他才十九歲，還沒有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