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的記載是這樣的：
徐水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裏，二十裏中，委折五，方得達其嶺上，故嶺有五之名。下望層山，威若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竦峙也。徐水三源齊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禦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崖下，水陰又一碑。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岩障高深，壁立霞峙。石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回之險邃，覽嶺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逾於岩山，刊石用讚玄功。”夾碑並有層台二所，即禦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水經注》第十一卷）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施蟄存的《水經注碑錄》，我至1997年才見到此書。書中附有禦射碑拓片圖版，右上有羅振玉的題跋（據傅振倫先生說，是周肇祥的題跋）。碑文十四行，第一行不可辨認，第二行隻有四個字可辨。施先生說：“餘至今猶未得到此碑拓本，故據羅振玉所錄記之。”書中隻有第三行到第九行的釋文。僅以此七行而論，羅振玉釋文比《易縣誌稿》多辨出三個字，少辨出七個字。羅振玉大約隻見了拓片而未見碑石，所以不如當時在易縣的壽鵬飛和徐鴻寶等認出的字多。《易縣誌稿》說：“可辨者尚二百四十餘字。”施書說，碑文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縣誌說，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傅振倫的文章，《隱而複顯的一千五百五十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88年第三期）說是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傅振倫先生當時居在易縣，卻沒有去過南管頭，自然未見碑石。姑以縣誌說，十五行，行二十六字，“乃作頌曰”下空六字，則碑文字數當在三百八十字左右。其中有不可辨認者約一百四十字。傅先生說：“這是易縣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頗少見。”（見《七十年所見所聞》第197頁）傅先生說：“禦射碑石高六尺，廣二尺三寸餘。”書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爨龍顏碑》。
現據《易縣誌稿》將當時可辨認之文字列出：
第一行，（不可辨認）
第二行，澤曆定冀……
第三行，恒山北行而歸，十有二月……之……崇……之……峙……
第四行，駕路隅，援弓而射之，矢於……山三百餘……於是令左右將士善
第五行，射者射之，若武衛將軍昌黎公元丘，前軍將軍……陽阿齊，中堅將
第六行，軍藍田侯代田，精射將軍曲陽侯……射聲校尉安武子麟，元興次
第七行，飛督安熹子李茂等，數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過……者，或至
第八行，峰旁或及岩側，於是群臣內外，始知上命中之……代無……鹹嗟
第九行，歎聖藝之神明，雖古有窮蓬蒙之……方之於今……
第十行，遇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樂良公乞……及……立
第十一行，廣美德，垂之來世，三年丁醜功訖，會樂良公去官……刺史……東……
第十二行，張掖寶周初臨，續其事，遂刊……立文，乃作頌曰
第十三行，思皇神武，應期挺生，含弘寬大，下……光明……不……不……肅
第十四行，四海遠至，邇平蕩蕩，聖域……能……下鹹寧
第十五行，（立碑年月全蝕）
碑陰全蝕。（見壽鵬飛《易縣誌稿》第870—876頁）
碑額六字，二行，“皇帝東巡之碑”。這就是《水經注》說的“禦射碑”。羅振玉或周肇祥題為，“魏太武帝東巡禦射第二碑”。傅振倫先生說，“酈道元《水經注》卷11載北魏太武帝禦射三碑”。（《七十年所見所聞》第197頁）施蟄存《水經注碑錄》第103頁，“六八，後魏禦射碑，三石”。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禦射碑有三石。如果他們的根據隻是《水經注》所說，“水陰又一碑……水際又一碑，凡此三銘”，就認定禦射碑有三石，這就錯了。根據酈道元這幾句話，不能證明另外兩碑也是禦射碑。再者太武帝拓跋燾從易縣隻經過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沒完沒了，像羊拉屎一樣大立其碑，這是不可能的。這在情理之外。我認為，禦射碑隻此一石，在易縣沒有第二個禦射碑。如果他們是根據《水經注》“水”條，所說在靈丘南邊，現在的覺山寺附近，有禦射台，“台南有禦射碑”，因此定禦射碑有三石，似乎有道理，但依然不正確。我沒有見過靈丘的禦射碑及其拓本。但據記載，靈丘的禦射碑是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南巡時所立（請參見《太平寰宇記》和施蟄存《水經注碑錄》）。算上此碑，禦射碑也隻有二碑，而沒有三碑。再者，易縣的禦射碑，立於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比靈丘的禦射碑早二十四年，隻能稱第一碑，而不能稱第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