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是袁毓明同誌去世三十周年，他是1973年去世的。後人對他的評價是，一輩子沒有說過一句硬話，沒有幹過一件軟事。這個評價非常中肯。當我聽到這個評語的時候，我很感動，久久不能平靜。我想，人活一輩子，得到這麼一個評價，對於一個真正的士人來說，也就足矣了。不過我一向對他的評價卻較為具體，我認為他的知識非常淵博，談吐非常風趣，而且他的文章更是流暢優美……在當時，無人可比。他對我說：“孔子曰，不能說。”意思是孔子是曰，不能說孔子說。閑談中他常常引用這句話，我感到好笑，又覺得意蘊深沉。中國語言文字之豐富優美，不在其邏輯性如何，而在其蘊藉。話到其間，一笑了之。
袁毓明1962年在《火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洪洞風土誌》。我看了覺得非常好，就打聽作者其人。後來在“文革”中認識了他。一旦結識就常常見麵，常常敘談，非常投契。袁毓明是個老黨員，卻不帶一點布爾什維克氣。他原是《大公報》的主編，反右之時，遭打擊報複，給他戴了個右派帽子。他不是老左，但也不右，隻是一個誠篤君子而已，是個標準的士君子。當然，戴了右派帽子以後，他確實有點右了。然而他依然是一個誠篤君子。一位真正的士君子。我是一向右傾，所以我們頗有共同語言。我讚同成湯綱祝的思想。說來可歎，我國古代思想如此豐富，而現代知識分子卻把古代看成一片荒蕪。
袁毓明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後來摘了帽子，安排省文聯副秘書長。摘帽右派，不是右派，還是右派，隻是摘帽右派。他的日子也不好過。我藏有一些破爛書籍，例如在舊書攤上買的叢書集成的零本。袁毓明經常借去看，然後我們就高談闊論起來。
有一次談到朱熹，新中國成立後沿襲清末民初的餘風，把宋明理學說得一錢不值，尤其把古人分成唯心和唯物，殊屬無謂。袁毓明便說，“孔子曰，不能說”。
《叢書集成》裏麵有一個小薄本的《朱子語類輯要》，他看了說好。我對他說，我所以看重此書，隻有一點，就是朱熹在談到秦始皇時說，雖然秦始皇很壞，可是自茲以後誰也不肯放棄皇帝的稱號。他點出了中國曆史的一個要害問題。袁毓明對我說：“你是個有思想的人。”當時一般人的口頭禪，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他補充說：“你是心懷現實，放眼曆史。不過，有些事，孔子曰，不能說。”我們相視一笑。他喜歡這麼說，不過我也學著這麼說，不過，仔細想來這確實是中國問題的症結，使中國曆史淪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大泥坑。他說，孔子曰，難矣哉。我也就付以哈哈一笑。同他閑談，有一種樂趣。這種樂趣是什麼，我說不清，我隻知道，它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因為廣大的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們，也就是舊社會中遺留下來的士君子們參加了革命，才使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湯因比總是念念不忘“無產者”，仿佛曆史上一切偉大的運動、重大的轉折，都是“無產者”們造成的。他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所謂思潮的影響過深，使他不能客觀地對待曆史，尤其不能看清中國的古代史。不能看清中國的古代史，也就不能看清中國的現代史，這是緊密相連的事情。隻有中國擁有士人這個階級，西方是沒有的。士人這個群體，不僅是中國文化的載體，而且他們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創造者。袁毓明沒有留下什麼文集或選集，我覺得很惋惜。後來我想其實用不著。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伯夷、叔齊、顏回、原憲有什麼文集和選集呢？
立德也就是立人。做一個真正的士人，一個真正的有覺悟的士君子，這就是一切。我又想，那些出了好幾卷文集和選集的人又怎麼樣？他們敢說，一輩子沒說過一句硬話（這倒也不難），一輩子沒幹過一件軟事嗎（這太難了）？
他發病是因為來看我，累著了。李束為同誌同他說，去看看林鵬吧，他說，走。李束為身體好，走得快。到我家，我不在，鎖著門。兩人緊接著往回走，這一下累著了。當天夜裏犯了冠心病。那時候正是曾山、陳正人剛剛去世不久的時候，他們都是犯了冠心病去世的。周總理指示，加緊對冠心病的防治進行研究。我問醫生，這種病就沒有特效病嗎？他說，有，蘇合香丸。人們急忙去找這種藥，省城居然沒有。當時省藥材公司的經理是我的朋友，我請他想辦法。他立刻派人坐飛機去上海買到了這種藥。等藥送來，袁毓明已經去世了。
袁毓明去世了。我非常難過。一則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談友，一位同誌，一位老師；再則，好人總是不能長壽，這是我最感到悲憤的事情。
2003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