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高老莊》為代表的文化係脈的時代映象。《高老莊》在賈平凹小說創作史跡中，作為五大界碑（其餘為《浮躁》、《廢都》、《懷念狼》、《秦腔》），價值匪淺，那就是對當代變革時代的諸種深層文化衝突的聚焦和映象。簡言之，以具有高級知識分子，濃厚文化符號的大學語言學教授高子路攜妻西夏還鄉（西夏也是一種現代文化與都市文明的象征符號）和又隻身逃鄉的文化經曆，盡顯了鄉村原始文化與都市現代文化的衝突，鄉村落後自然經濟與現代商品經濟的衝突，以及愚昧閉守的鄉村文化氛圍下人種弱鈍退化與現代先進文化滋養下人種改良的衝突。三大深層文化製約和改變著高老莊人們生活秩序的變衍，而每個人的行為無不體現著一種文化的律動，有著深層文化製導的基因。如高子路由鄉及城的城市文化外表的附著和鄉村文化內核的依然。雖然城市文化濡染多年，而一旦入鄉，其土著內囊便盡上來，早起不刷牙，晚睡不洗腳，飯畢要舔碗，隨意便撒尿，毫無顧忌亂放屁等等鄉村陋習，甚至連昔日頗具詩興的性事也變得直接和粗魯。因此，西夏稱為是“睡在自己身邊的一頭豬”。一個具有城市現代文明的文化人，竟被鄉村文化頃刻改變著，高子路由起初的向往返鄉，到後來的隻身逃鄉，這無疑是兩種文化製導下的轉換與變衍。西夏作為外族（非漢民族）和現代文明的文化化身，人種優良，高大健美，現代文化精神無處不在。如能坦然麵對子路前妻菊娃，且以姐妹相稱和睦相處，真誠對待其子石頭。幫助鄉村改革者蔡老黑葡萄園致富，化解外來企業家蘇紅、王文龍與村人的矛盾衝突。認同蔡老黑與菊娃的愛情並為之感動等等。而菊娃則更多體現了鄉村文化超穩定性的美好人格的一麵，如善良懷柔待人，遇事有主見，做事沉穩，具有農民求實的價值觀。接納認同鄉村致富者蔡老黑和外來改革者王文龍等。作者圍繞菊娃所連接的高子路、蔡老黑、王文龍，實際上構成了城市文化、鄉村文化、新經濟文化相交織的現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圖式。高子路的返鄉與逃鄉，蔡老黑致富的沉浮，王文龍高老莊經濟的發跡，映襯了三種文化的進退、互滲與轉換，構成了《高老莊》式的極為燦爛與多邊的文化景觀。正如作者所言：《高老莊》“我感興趣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怎麼消失掉的，人格精神是怎麼萎縮的，性是怎麼萎縮的（性也是文化，筆者注）。人到中年後都有高老莊情結，高老莊情懷。‘高老莊’是個象征的東西，子路為了更換人種，為了一種新的生活，離開了這個地方，但等他重返故地，舊的文化、舊的環境、舊的人群使他一下子又恢複了種種舊毛病，如保守、自私、窩裏鬥和不衛生。‘高老莊’是一個燭，照出了舊的文化的衰敗和人種的退化。”由此可見，《高老莊》反思傳統文化之弊，思考何以與現代文化整合的主旨是為鮮明，它在賈平凹小說史跡五大界碑中實為文化之範本。
又次，以《廢都》、《白夜》為代表的精神生態的時代映象。寫於1993年、1995年的《廢都》、《白夜》是賈平凹著力揭示人的精神生態焦慮的兩部力作，其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地敘寫達到他全部作品心像圖式的至境，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精神生態問題上，生態學家早意識到人的存在的自然性和社會性，更重要的還在於精神性。這就是說在整個人類生態圈中，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各自體現著不同的生態關係，即自然生態中的人與物的關係，社會生態中的人與人的關係，精神生態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而精神生態是人類最高的生存方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比利時生態學家P·迪維諾尖銳指出精神生態係統紊亂的嚴酷現實：“在現代社會中，精神汙染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活躍，運輸工具越來越迅速，交通越來越頻繁；人們生活在汙染越來越嚴重的環境之內。這些情況使人們好像成了被捕追的野獸；人們成了文明的受害者。於是高血壓患者出現了；而社會心理的緊張則導致人們的不滿，並引起強盜行為、自殺和吸毒。”迪維諾所描述的這些現象在《廢都》和《白夜》中也極為典型。它展示出社會變革大潮中傳統的退去，趨時的湧現，人們無所適從，於新舊交替的文化夾縫中靈魂的無著，精神的恍惚，心理的失衡，行為的茫然。西京城內四大文化名人，作家莊之蝶，書法家龔靖元，畫家汪希眠，樂團團長阮知非在人文精神生態坍塌之下墜落為四大文化閑人，追逐女人，玩賭占卜，倒賣字畫，心靈廢墟，人格也隨之坍塌。不僅文化名人如此，一群普通人也於精神生態坍塌中偷生苟活。市長秘書黃德的棄文從政；洪江以借名人暗中撈錢；唐、柳二女士依附名人之寄生；阿蘭阿燦的賣身求存；以及鍾主編、景雪陰、周敏、趙京五、農民企業家、牛月清、女妮慧明等的背離精神原本的作為。如此類征不一而足。作者又以西京“四大惡少”、四枝奇花、四個太陽、七條彩虹、鬼市、十二朝古都的麵目全非，製假藥、硫黃熏饃術、狗眼移植、牛的反芻、氣功熱、宗教熱、靈怪文化，收破爛老頭的諷喻歌謠等預示失去往日麵貌的精神生態失衡的世紀末浮躁情緒和社會世相。“幾十年奮鬥營造的一切稀裏嘩啦都打碎了”（賈語），而這一切的碎相（廢都）、碎勢（廢勢）、碎態（廢態）無不是變革時期精神生態頹敗的寫照。於是又有了《白夜》中夜郎靈魂的浮遊與無以安頓。如果說莊之蝶於精神生態環境中的生存狀態是極度的潑煩的話，那麼，夜郎便是心理生存的高度緊張焦慮與苦悶煩惱，是來自於社會生態之偽善、欺詐的弊害，以及自身的自悲自哀。正如上文所言，精神生態是人類生存的最高追求，從莊之蝶發出的“我是誰”的自問，到夜郎試圖超越現狀的生存追求，深刻擴射出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精神特點，這無疑是賈平凹對精神生態問題的時代考問。
再次，以《懷念狼》為代表的自然生態的時代映象。自然生態就其本義而言，是關於人與物的生態平衡問題。詹姆斯·喬依斯認為：“現代人征服了空間、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這些偉大的勝利，都不過在精神的熔爐中化為一滴淚水。”這就是說，人類雖贏得了物質而失去的卻是精神，是在以破壞物的沉重代價前提下的所謂“生態文明”。《懷念狼》就是揭示人的極度擴張，逼仄物的消亡、絕跡的自然生態悲劇的一部大書，傳達人與環境相因的時代信息，折射作者希冀生態平衡、和諧以及對人類生存困境、生命力萎退的憂慮。商州僅存的15隻狼絕跡了，山裏人沒有了生命張力的依賴。自然生態失衡，無狼為伴皆為人類之禍事。這真是“人走到哪裏，哪裏就生態失衡、環境破壞。人，其自身已經成為大自然的天敵，環境惡化的汙染源”。因此，《懷念狼》既是一部文學書，更是人類生態的理論闡述學，自然生態的時代映象學。
（二）六大文化層麵的藝術再現
文學的文化學命題是賈平凹創作的基本意識和作品的基本底色。他認為：“當前，中西文化深層結構都在發生著各自的裂變，怎樣寫這個令人振奮又令人痛苦的裂變過程，我覺得這其中極有魅力，尤其作為中國作家怎樣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變，又如何在形式不以西方人的那種焦點透視的辦法而運用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法來進行，那才誘人著迷有趣，這是我正想做的。”賈平凹正是以這種散點透視法大於焦點透視的方法，藝術地再現著中國社會變革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製度文化、風俗文化、飲食文化，以及女性文化諸類人生層麵，構成了總體性時代的大文化圖式。
1.政治文化層麵，是賈平凹一直關注的視閾，他的作品沒有十七年文學政治化的痕跡，更多的是政治文學化的藝術式，任何社會政治的變遷都被作家以藝術的方式而文化化了。譬如80年代初，尚為青年的賈平凹對特權政治的厭惡，以及人們盲從於特權的愚昧極為反感，在《上任》、《山鎮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說中，以一雙迷惘而探尋的眼光透視這一政治事象。山鎮要來位大人物安歇——地區書記（《山鎮夜店》），於是人們由起初的床鋪爭奪，驟然變為爭去奉迎獻鋪，送水送物。這一奇怪而微妙的變化引起一小孩的好奇，於是他爬上屋頂窺看這位令眾人態度驟變的所謂特權大人物究竟啥模樣。原來，“被人們視為大人物的書記，和普通的山民一樣，都有一副醜陋的睡相”。可見，“不管何人，睡著了都一個樣，隻有醒來了，才都變了的。”作者巧妙地以孩子眼光的朦朧折射，是對政治特權問題以及人們委身於特權的文化思考。由此推而大之，這種搜尋政治文明失落的幼稚病、盲從症，弱化態導致作者此時創作上的低迷，出現了諸如一批《年關夜景》、《好了歌》、《二月杏》、《亡夫》、《沙地》等關乎政治文化層麵的低調作品。這批作品以一個側麵折射出賈平凹內心深處希冀政治文明的應有情懷。不久，隨著中國政治文明所製導的改革開放的到來，賈平凹筆下噴吐出諸如《小月前本》、《雞窩窪的人家》、《臘月·正月》、《遠山野情》以及《浮躁》這樣體現新政治文化層麵的板塊式作品。關注政治的變革，再次經由《廢都》——“廢都意識”；《白夜》——“靈魂焦慮”；《高老莊》——“高老莊情結”；《懷念狼》——社會生態；《秦腔》——鄉土挽歌而一發未止，字裏行間浸透著作者對社會政治文明的諸多文化感知。“文學是擺脫不了政治的，文學也不是政治的附庸”，“觀文學藝術史，凡是各個時期的極致作品，必是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也就是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是彌漫於那一個曆史階段的‘氣’”，“一個曆史階段的社會心態，一種‘勢’”。這就是賈平凹政治文化層麵藝術圖式的文化學闡述。
2.對經濟文化層麵的情感關注，是賈平凹作品的主旨，其動因源於一個農民作家苦難生存境遇獨有的感同身受。他認為“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地”，“四麵八方的風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這種感覺是自幼年起生命的逼真體驗，是對農村、農民愛之深，情之初的心靈情感觀照。因而任何社會經濟體製的改革，經濟製度的變化，農村、農民經濟實惠的獲得，他都喜於心間，湧於筆端，使其大量經濟文化層麵的事象呈現於作品字裏。如王小月、門門式的突破傳統觀念，善於生產經營的農村新經濟開拓者的出現《小月前本》；禾禾、煙烽，回回、麥絨因新經濟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家庭裂變與經濟體式的新組合（《雞窩窪的人家》）；韓玄子式的舊經濟保守式理念與王才式充滿活力的新經濟經營理念的對壘（《臘月·正月》）；金狗、雷大空式的社會變革狂潮中經濟文化突發後的浮躁，以及人們利益驅動下的價值取向與行為選擇（《浮躁》）。同時，都市經濟的觀照也進入了賈平凹的視野，比如《廢都》市井文化陰影下各式經濟文化層麵的透視。柳月、唐宛兒的色相經濟文化式；阿燦、阿蘭的肉身經濟文化式；洪江、周敏盜名欺世經濟文化式；龔靖元、汪希眠斂財自毀的經濟文化式；莊之蝶淡泊名利又招惹名利而猝死的經濟文化式。這些描寫無不表現了都市人性的生存經濟文化的本能。在《土門》中，作者所展示的城市經濟對鄉村經濟的擠壓，鄉村經濟難以抗衡的弱勢與無奈。“仁厚村”作為城鄉結合部，麵臨西京城市的擴張，農民原有的農耕生活方式已漸變為出租屋、修鞋、打工等的經濟生存式。為維護村民原有的經濟生存方式，以雲林爺、成義為代表的抵製力量百法使盡，也終未阻止這一新的經濟文化式的時代掘進。社會經濟文化體製的曆史轉軌，在《高老莊》尤其《秦腔》中盡顯淋漓，王文龍、蘇紅作為新經濟的象征，進住了高老莊，新型家具廠如火如荼，逼仄著蔡老黑鄉村經濟式的農家葡萄園。而清風街更是不清風，流行歌手陳星修車鋪的街頭經濟文化式，與縣秦腔劇團穩守式經濟文化形成了抗衡。丁霸槽的酒樓自營經濟文化式，引發了農貿市場更大經濟文化式的滋生。甚至夏天義死守土地而葬身土地的悲劇，也在宣告著一種舊式經濟文化的逝去。而國道改造，馬路拓建又昭示著現代經濟文化在崛起。
總而言之，賈平凹作品反映出的經濟文化的層層麵麵貫穿於創作始終，任何社會、時代經濟文化的變遷都能找出相應的印痕，他的作品是社會經濟文化的曆史全書。以《浮躁》為界，此前的作品反映的是社會變革初年經濟文化觀念的雛形形態；《廢都》、《高老莊》、《白夜》、《土門》，反映的是經濟文化延伸後的紛繁、混沌的形態；《懷念狼》、《秦腔》則反映了城鄉經濟文化衝突的深層形態，而這一切構成了經濟文化層麵的大氣象景觀。
3.製度文化，是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種法度，是規範人們社會行為的一種準則。隨著時代的推進，製度文化的演繹則更有其時代的適應性和共時性。在賈平凹的諸多作品中，對製度文化的時隱時現的點射是十分分明的。如對農村土地經營、經濟分配方式、生產資料、人口控製、家族聚散等相關製度文化的展示；對城鎮市容衛生、流動人口、文物保護、就業就學等製度文化的聚焦；對社會文明素質、道德提升、政策法令等文化製度的思考；對人類環境問題、生存狀況等生態製度文化的焦慮；以及對政治、經濟等領域特權製的文化反思；對民生民權民主製度文化的情感觀照等等。而這些描寫又都是細化在點點滴滴的人與事，事與情，情與理的字裏之間的。在這些製度文化觀照中，賈平凹最為傾情的當然是農村製度文化的變遷。“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奮。”“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可以說，一部《秦腔》就是作者關注農村農民生存製度文化的考問。而城鎮製度文化的思考則以《高老莊》、《廢都》、《土門》所體現。現代文明的到來，從某一種角度又滯礙著民族古老文明的推進，人種的退化，都市之廢，人心之廢，氣象之廢，何以使古老文明滋潤於現代文明，使現代文明不以犧牲古老文明為代價，是賈平凹苦苦思考的問題。於是便有了對市場商品經濟下廢勢、廢象文化製度的點射如《廢都》；有了人類以滅絕它物種的生態製度文化的否斥如《懷念狼》；有了對人權失衡、平等變衍的特權製度文化的揭示如早期的《山鎮夜店》；更有了《我是農民》的本根認知的人格製度文化的確認與昭示。這些製度文化層麵的生成與變遷，體現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的人文大關懷，與那些零度感情、冷漠敘述者有高低之別，質地之分，無論怎麼說都是令人稱道的。
4.民俗文化、飲食文化，以及女性文化層麵在賈平凹作品中也俯拾即是，呈現出別一景觀。對於民俗，賈平凹說：“我寫時並未注意。我本是山裏人，大多寫的是商州山地裏的人事，因為我太熟悉那塊地方，作品裏自然就有了民俗的成分。”“我的故事很平淡，筆法憨笨，但我是真誠地寫的。”“支撐我能繼續寫下去的是這種靜氣。”這種心態驅走了作者追逐新潮的浮躁寫作，保證了作品中民俗文化、飲食文化的原生態質味。如商州民間婚俗文化、鬼神文化、吟唱文化，特有的商州狼文化，特有的洋芋糊湯、攪團、熏肉、杠子饃的飲食文化，以及民間特有的土匪文化，田間生產耕作文化等。另有整百篇作品中對陝北、關中、陝南名勝古跡，山川風光，風土人情的發思古歎和身臨感悟。這些筆法氣韻、情致、哲思活脫脫一個“鬼才”，一個民俗風情的賈平凹。《天狗》、《黑氏》、《美穴地》、《白朗》、《五魁》、《鬼域》、《晚唱》、《晚雨》、《商州又錄》、《遊華山》、《三邊草記》等一組板塊式作品將其民俗、飲食風情盡顯其妙。在賈平凹作品中，女性文化的展示不可忽視。從早年的滿兒、月兒、小月、小水，到師娘、黑氏、香香、柳月、唐宛兒，再菊娃、西夏、白顏銘，後白雪等對女性生存現狀，生命體驗的文化觀照構成了整個作品的坐標係，其中既有男權視角下女性生存哀婉的史的縱向勾勒，又有叛逆偽道德，走出深山，改變自身命運的橫向描寫；既有傳統謹守生活秩序的深山閨秀，又有現代革新理念的新人；既有鄉村善良寬厚的賢妻良母，又有體現現代文明的都市女性。在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無限的同情、幽怨、感傷和充滿希望的企盼，一種濃厚的女性文化意味的情感觀照。
綜上概之，正如評論家孫見喜所言：“賈平凹文化視角的確立使他洞察人間比上代作家更為精微，且他接納古人的時候，不拒絕全球意識，對域外文化的冷靜選擇和吸吮使他沒有在摩天大樓麵前迷失自我。人化不了他，而是他要化人。賈平凹‘食譜’的寬廣也是維持創作活力的能源之一。”這一觀點，我以為正是賈平凹雜學藝術觀的形成，是他作品文本具有大文化圖像的根本，更是他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確立應有的文學高度的支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