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育琨
《高興》抒寫了當代中國農民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曆程，“鄉下人”表現出來的對現代性神話一廂情願的認同和追尋，並未能消除現實存在的城鄉差異，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精神困惑與迷茫。賈平凹立足於底層意識，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賈平凹的創作總是能夠抓住社會變化中的新問題，新題材，始終立足於農村和城市底層的實際生活。近期推出的《高興》是繼《秦腔》之後又一部長篇力作，《秦腔》凸顯了傳統農業文明在當代的衰落，《高興》則講述了走出土地的農民在城市的漂泊曆程，而這樣一種“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已經成為當下小說創作的一種亞主流敘述方式。“作為農業大國的主體農民，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行動選擇及心路曆程，是當下小說與現代化關聯的最有價值所在。”《高興》的寫作正是基於這樣的曆史語境，通過以劉高興為主體的拾荒者在城市中的尋夢之旅，折射出底層民眾在走向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生存和精神上所麵臨的矛盾的複雜性和深刻性。
一、現代性的神話
中國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肇始於19世紀50年代，從發展軌跡上看，現代化的過程實質上是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表征，它以一種勢不可當的氣勢席卷了整個中國，在城市文明的感召之下，農村人紛紛湧入城市尋求自己的夢想，開始了對現代文明的追尋之旅。
《高興》中所謂“城市拾荒者”的群體，基於對物質的富足和自我價值實現的想象，離鄉背井、義無反顧地湧進城市尋求新的生活方式。
現代化的進程造成城鄉之間越來越大的差異，城市成為物質富裕的代名詞，與農村日漸貧窮和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農民從物質主義的角度觀察城市、想象城市。城市在這群“拾荒者”眼中“樓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著，路上架路，曲裏拐彎”，城裏人的生活“那麼高的櫃子，那麼大的電視，冰箱、地毯、餐桌、餐桌上精致的酒壺和咖啡杯，拖鞋是牛皮的、絲綢的上麵全綴了珍珠！”與此相對照的是清風鎮上的生活：尚在農村的劉哈娃為了娶媳婦蓋新房，賣血賣腎，五富為了全家人的吃喝煎熬，去縣城給人家蓋房，二三月裏青黃不接的時候要靠炒麵救命。在這樣一個農村和城市的對比中，我們就很能理解大批的農民懷著無限的向往和想象湧到城市，在城市人難以想象的環境中生活工作，背後這種巨大的動力是“我們的收入是不多，可總比清風鎮種地強吧，一畝地的糧食能賣幾個十八元，而你一天賺的十七八元”，城市在物質發展上的優越性極大地滿足了農民對現代化的想象，成為“鄉下人進城”巨大的內在驅動力。城市給劉高興和五富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除此之外，“進城”的經驗賦予了他們在麵對清風鎮人時的優越感，在精神和心理上獲得巨大的滿足，“我開始嘲笑那些沒來西安的清風鎮人了……你能體會到他們的愚昧和無知”。在清風鎮的高興和五富因為沒有手藝被人瞧不起，進了城之後的經曆和見識，使他們的價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實現。“在這種對城市的想象中，城市不是在現實邏輯層麵而是在精神邏輯層麵獲得對鄉村的某種心理補償。”
文本中劉高興來到城裏尋找“腎”和“高跟鞋”的行為就體現了這一象征意義。
高興的腎被賣到了城裏，後來他到城裏要尋找它的這個“腎”，“腎”在中醫裏被認為是“命門”，是人的維持生命的精、神、氣血凝聚的地方。高興在賣腎以後經常腰疼，精血不足，所以它必須要到城裏去尋找。這一行為就隱喻了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係。城市的發展建立在農業付出慘重代價的基礎之上，傳統農業文明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走向解體，無法再繼續給農民提供實現價值和夢想的空間，作為鄉土社會主體的農民要獲得繼續發展的動力，就隻能到城市中去尋找。在這裏我們可以把高興進城找“腎”的行為理解為傳統農業社會在城市文明的緊逼之下生命力的不足，高興憑借對城裏“另一個我”的想象，執著尋求自己的城市夢想。
“高跟鞋”在文本中成為城市文明的象征。與此相對照的一處細節描寫是五富要把收破爛時撿到的一雙高跟鞋的鞋跟削掉，帶回家給他老婆穿。因為農村崎嶇不平的土路是不適合女人穿高跟鞋的，再者農村女人的大腳骨是穿不了高跟尖頭皮鞋的，“能穿高跟尖頭皮鞋的當然是西安的女人”，尋找穿高跟鞋的女人，對高興的生命而言，就不僅隻是找老婆，更是他對城市文明的一種向往。
在小說的敘述中，劉高興第一次見到孟夷純，是在美容美發店裏，小說中這樣描寫劉高興和孟夷純的位置關係“我抬起頭，樓梯口站著一個女人。”“因為樓梯太陡，我的額幾乎就碰到了鞋尖”，劉高興給孟夷純撿鞋的動作“我把高跟鞋撿了，就是一模一樣的高跟皮鞋麼，我不是提著鞋幫，而是僅僅用手握著，像握著一個蘿卜，鼻翼張合地看著她，一低頭，舉手把高跟鞋遞了上去”。值得注意的是，處在這兩個畫麵的核心位置的，不是孟夷純的麵孔，而是象征著現代文明的“高跟鞋”，我們先來看第一段描寫，“額”和“高跟鞋”是其中的兩個物象，“額”在各種宗教中是一個重要部位，基督教的“受膏”儀式就是將祝聖過的油膏抹在受封著的額頭上，印度教認為，前額的眉心是人的生命力的源泉，是人的活力中心，基諾族認為命運女神把命運刻在人的額頭和手心，額頭在文化中便具有強烈的宗教意味，“高跟鞋”則是現代文明的象征，那麼這樣一種描寫就使得現代文明成為這種頗具宗教意味的位置關係的核心內容。第二段對劉高興握鞋、遞鞋的姿勢的描寫更加像一種宗教儀式，其中所流露出的是一種對“高跟鞋”頂禮膜拜的情感。劉高興心懷忐忑與其說是因為見到了夢想中的女人，倒不如說是在本質上指向現代文明的期待。“以時間概念為核心，以‘傳統—現代’二元的進步觀念為目的論的現代性話語在具體到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時，城市和鄉村由空間的概念同時也被置換成為時間的概念，即城市代表未來的發展目標，而鄉村意味著傳統、落後，需要被發展，所以，離開鄉村走向城市的行為也就被認為是走出過去，走向未來的行為。”中國城市的現代化，理所當然就成為農村人對未來的想象，成為夢想中的天堂，那是唯一能拯救他們的上帝，從這群“城市拾荒者”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底層民眾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