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川
當前的小說鄉土敘事已經走到了如何麵向鄉土中國現代性經驗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敘事關口，作家如何將翻天覆地變化中農村的人和事以新的文學眼光曆史地、審美地認識、理解，化作自己的血肉和靈魂，並藝術性地化作鮮活生動的鄉村故事、鄉村情感，達到作品的內在精神與審美品格的完美統一。這已經對作家的認識，發掘生活能力和藝術表現能力提出新的挑戰。在“鄉下人進城”敘述的高潮中，民工及各種城市邊緣人成為文學集中表現的對象。
“鄉下人進城”故事觸摸到民族心靈的深處，折射和透視的是時代的烙印和變遷，呈現了時代發展的脈絡與趨勢，記錄變革時代一個民族成長掙紮的心路曆程。當前“鄉下人進城”的長篇小說敘述以其對現實生活的沉著觀照的深厚底蘊，進一步探究鄉土生活紛繁嬗變的深層本質，感應農民生存現場的整體脈動，豐富和拓展人們對“鄉下人就進城”問題的獨特理解與感悟。在2007年的“鄉下人進城”的小說大合唱中，賈平凹的《高興》，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劉震雲的《我叫劉躍進》成為比較顯眼的重頭戲。
《高興》是賈平凹繼《秦腔》後最新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秦腔》唱響的是一曲承載命運和靈魂之重的農耕文化的挽歌；《高興》奏響的是一曲困窘和堅韌交織的生命壯歌。賈平凹以其一貫的悲憫情懷，用樸實而真摯的敘事話語，為我們講述了西安城牆下興隆街上靠撿破爛為生的劉高興的宿命人生，展現了劉高興在城市的最底層顛簸、坎坷、流離、生存的內心體驗和生命景觀，凸現了城鄉二元對立的壁壘背後尖銳的倫理衝突、人性衝突。《高興》觸摸到時代變革與個人命運的錯位蛻變中生命個體的經驗與智慧、無奈與痛楚、欲求與掙紮。賈平凹痛切而歡樂地書寫著，見證著。這是他流淚記下的微笑和含笑記下的感傷。《高興》是一部有著非常鮮活和飽滿的情感力量的小說。賈平凹深入到“鄉下人進城”的境遇和體驗的肌理之中，演繹了他們不斷被異化的人生夢想，再現了他們對抗現實苦難的罕見品質和勇氣。《高興》充分展示底層民眾生命特有的柔弱與堅韌、尊嚴和價值、卑賤與高貴。隻要心中爐火不滅，就應該有仰望星空的激情。《高興》通過對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現，探討生命的本質意義，通過最質樸的觀察經驗，洞察生命深處的破碎、殘缺和沉痛，從而傳遞出對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的關注和思考，真實地寫出了賈平凹內心深處的脆弱、焦慮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對生存意義的關懷與追尋。
賈平凹在西安城牆灰暗粗糙的背景下，猝然展開一幅活生生的色彩斑斕的市井生活畫卷。匍匐在興隆街上的劉高興們在光怪陸離的盛世與浮華中，過著為人所不齒的生活。他們的生命是那麼的渺小而卑賤、艱難困窘，無足輕重。他們互相扶助，習慣苦中作樂。日常生活構成了《高興》的小說敘述的肌理。賈平凹的敘述有著質樸而真摯的內在力量。他始終以不動聲色的、快意鮮亮的語言講述劉高興在日常生活遭遇著喜怒哀樂的林林總總，這種敘述不避卑醜，流光碎影中的瑣屑與嘈雜，事無巨細的拉呱閑聊，依次地呈現出瑣碎、晦暗但鮮活真實的人間煙火，在黯淡中發現人性的堅韌，生存的飽滿激揚。賈平凹把創作主體立場的審美感受與判斷力隱蔽於文本中，滲透到整個創作過程，他極少有觀念意義的直接判斷和評價，而是按照日常生活現實經驗背後的邏輯，透過現象來認識本質。故事的敘寫集中於對生存景象中細節的傳神描寫，挖掘出隱藏於生活表象後麵形而上的意義經驗，勾畫出人對現實無可抗爭的窘迫和跌宕，在字裏行間聽到農民沉痛而隱忍、無奈與失落的掙紮聲。
在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傳統意義上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都市對鄉村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與吸引，不少農民放下鋤頭，湧進燈紅酒綠的都市。《高興》中來自商州清風鎮的農民劉高興，懷揣著對西安的夢想和希望，帶著五富從荒僻、貧瘠、落後的商州清風鎮來到西安城，然而西安並沒有張開現代大都市熱情的雙臂，歡迎劉高興的到來。劉高興用畏怯、呆滯的目光打量這個五彩繽紛的城市。他們走街串巷地蹬著三輪，拉著架子車，提著蛇皮袋子和一把鐵鉤，在散發著難聞氣味的垃圾筒裏、垃圾堆裏，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翻翻撿撿，從肮髒的垃圾中“刨食”。低人一等的身份，又使得其內心有一種因農民工身份而帶來的排遣不去的悲哀和自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