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冷靜中洞悉人生真實——論《高興》對農民工問題的關注與思考(1 / 3)

李雅妮

賈平凹從2005年10月寫起,經五易其稿,直至2007年5月才收筆的新著《高興》於2007年9月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耗費了作家三年心血始完成的作品據說使作家寫到手指變形。作為一部堅實的現實主義長篇力作,《高興》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成為我們文壇新的重要收獲,作品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現實關懷,通過一群迫於家境困頓而離開家鄉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拾荒者的艱難的人生經曆,充分地展示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特有的堅韌與柔弱,價值與尊嚴,高貴與卑賤。同時,這部以進城務工者遭遇為主要內容的現實題材小說也從根本上反映了作家賈平凹對農民工生存境遇與精神狀態的深切關注與思考,整部小說讀來令人沉重,發人反思,讓人高興不起來。

一、題材取向源於作家的良心和“農民”的角色認知

農民一直是賈平凹的一種身份體認。“我是山裏人……山養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後來我進了城,離開了山,更想山了。”和20世紀的沈從文、廢名等人一樣,賈平凹一直宣稱自己是個鄉下人,是個農民。事實上,經曆過係統的教育,在城裏生活了幾十年,已然成為現代都市知識者的賈平凹不可能再是嚴格意義上的鄉下人,但此種鄉下人的角色認知一方麵使他依戀於對鄉間生活的發覺與再現,從而使之成為陝南鄉間生活的自覺的敘述者;另一方麵又使他在考量自己躋身其間的都市生活時自覺不自覺地保持“鄉下人”的目光和評判尺度。這種“鄉下人”、“農民”的目光既決定了賈平凹作品的題材取向,也使其小說在城鄉題材互滲的總體格局中獲得了表現。關於其作品城市與鄉村的選擇和互滲早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如《廢都》和《白夜》中已經涉及。《廢都》敘述了莊之蝶、唐宛兒等作為文化人從潼關鄉下來到西京的闖蕩生活,《白夜》則描述了顏銘、夜郎等鄉下人來到城市西京後的遭遇和命運。賈平凹早期作品大多描寫西部農村,文筆清新雋永,富有濃鬱的陝南地方特色,早期作品對農村題材的把握非常精準,人物的言行尤其符合其性格特征。後期作品作家則更注重並探討都市中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在這類作品中作家自然不自然地帶上了濃厚而沉重的批判意識,關注人性、關注現實。我們可以發現,賈平凹對於鄉村和城市的敘寫與他個人極推崇的20世紀京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的代表沈從文非常相似,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都是他們魂牽夢縈的田園牧歌式的桃源世界和生命故園。

《高興》雖是以城市為背景,但實際上描寫的還是處於都市世界中的鄉下人。主人公劉高興自陝南商州農村來城裏,以拾荒謀生。同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一樣,從農村進入城市,一心想成為城裏人,“我是西安的劉高興,劉——高——興!”從偏僻貧困的農村來到城市,尤其像西安這樣的大都市,並且改變鄉下人的身份而成為城裏人,是許多農民渴望已久的夢想,對於鄉下人來說,城市始終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這不僅是因為城市是現代物質文明和社會文明的集中體現,而且各種環境和條件非常優厚,令人豔羨。80年代以來,一大批農人紛紛湧入城市,當下,鄉下人進城謀生的途徑有很多,如打工、經商等,高考無疑是一個進入城市精英行列的最為公正的渠道,但是失敗者隻能以其他途徑躋身於城市之中,如打工、經商甚或是拾荒等。《高興》的主人公劉高興就是以一個拾荒者的身份在城裏謀生,劉高興是一個極具頭腦和心計的聰明人,在農村當歸“能人”行列,但他向往城市生活,他穿行於城裏的大街小巷,一味地堅持著他的信念,始終堅信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城市人。

“自我的腎移植到西安後,我幾次夢見過有金頂的鍾樓,夢見自己就坐在城牆外一棵彎脖子樹下的白石頭上……我的一隻腎早賣給了西安,那我當然要算是西安人……如果我真的死了,五富你記住,我不埋在清風鎮的黃土坡上,應該讓我去城裏的火葬場火化,我活著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

可是,最終劉高興們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裏處於一種“被拋”的位置,城鄉意識形態的積存使其經常處於尷尬的不適的狀態。物的發達帶來人的貶值,現代都市的物質文明雖令人豔羨,卻少了些許人情味。這一點,賈平凹先生個人非常喜歡的作家沈從文更是早有預見並痛心疾首:“‘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變化中見墮落的趨勢,最明顯的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為利庸俗人生觀。”現代都市中人際關係比較冷漠,且城市中人對農民的歧視已成為難以逾越的屏障,劉高興們在城裏經常備受冷眼。最終,劉高興在知道韋達實際上沒有換腎事時失望至極,“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裏人,就是韋達移植了我的腎,而壓根兒不是!”這實質上隱喻了劉高興和城市的關係,在城裏,他的靈魂始終找不到最終棲息之地,他不可能完全融入這個城市,而成為城市人,這一命運難以改變。而當劉高興背著五富的屍體回家,五富的屍體被警察發現後,他的這種感覺明顯而強烈:“在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劉高興仍然是個農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夢醒之後,沉溺於虛幻的精神世界中的劉高興回到現實,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仍然是個農民”。從這個意義出發,《高興》這部現實主義作品有著深刻的批判意識和反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