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係？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遝？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屈原：《天問》
盧梭在《懺悔錄》第9卷中曾經這樣說：“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麵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究竟是哪一種性質的政府才能使人民變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學識的、最好的（最好二字應從廣義方麵去理解）人民呢？”他發現了政治文化對於一個民族的總體文化形態的重要影響，甚至認為政治文化對於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某種“源”的意義。
中國是一個曆來予政治以特殊重視的古國。幾千年來，最有識見的中國人大多數幾乎把自己的全部才華和畢生精力都傾注於政治生活，即政治學說的創製與政治鬥爭的實踐中，為充實人類知識寶庫作出過積極貢獻。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於是以其內涵之宏富，在世界文明史進程中顯現出複雜多彩的特色。其中既存在可以繼承與借鑒的有益的內容，也有不批判與破除則不能推動曆史進步的腐惡的成分。
政治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宏大體係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麵。對於它缺乏準確的認識，必然難以全麵理解中國文化；了解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方可以真正認識曆史的中國，同時，也可以更真切地認識現今的中國。按照魯迅的說法，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作科學的說明，可以“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魯迅正是基於對這種積厚流廣的文化遺存之陰暗與消極的深刻認識，提出這一見解的。顯然，不“明白”這種曆史的“由來”，必然不可能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其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令百姓的靈魂都浸沒在迷信中，從此毫無生氣，奄奄一息，“這是太平的根基，從古至今，相沿不廢，將來想必也不至於便廢。”
中國傳統政治心理中對於天命的迷信，對於先祖的迷信，對於聖賢的迷信，對於長老的迷信，對於功臣的迷信，對於清官的迷信以及對等級製政體的無條件服從，對“大一統”政治模式的盲目尊崇等等，都是有利於專製統治的政治迷信，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對政治權力的崇拜。最高統治者所百般推崇的最集中地體現封建政治迷信的“忠”這一政治道德準則，千百年來長久地影響著中國政治生活。
弗雷澤曾經指出：“在一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進化階段中，我們大家，或者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有益的社會製度部分地是建築在迷信這一基礎之上的。”在曆史的一定階段，某些合理的製度建立在今天統統被斥之為迷信與愚昧的信仰的基礎上。他特別強調：
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時期內，迷信加強了人們對統治機構，特別是君主政體政府的尊重，從而大大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和延續。
政治迷信曾經表現出其曆史的合理性。然而弗雷澤又說，這一結論，“僅僅限於人類的某些部族及曆史的某些時期”，而且當時那些製度“其主要基礎極有可能是某些比迷信更堅實得多的東西”。弗雷澤認為：
沒有一種僅僅是建立在迷信，也就是建立在虛偽之上的製度是能持久的。一種製度，假如不是適應了人類某些實質性的需要，假如它的基礎不是牢牢地建築在事物的自然屬性之上，那麼它就一定會滅亡，滅亡得越早越好。
政治迷信與建立在政治迷信之上的政治製度必定一同滅亡。
雪萊曾經在一首政治詩《一個共和主義者聞拿破侖垮台有感》中說到政治迷信的醜惡，他寫道：
……除開暴力和欺騙，
美德還有一個更長久的仇敵，
那就是陳舊的風習，合法的罪行，
和時間的最醜惡的產物：血淋淋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