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迷信成為陳舊的風習，往往導致罪行合法，於是成為血淋淋的史劇中“暴力和欺騙”的最佳配角。
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統治者都特別注重利用民眾的政治迷信來加強其統治，“動為奸詐，托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政治倫理、政治道德、政治法紀、政治秩序，都建立在政治迷信的基礎上。正因為麵對跪伏著的民眾，皇權才顯得高大。“在行政權力麵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誌，而服從於他人意誌的指揮，服從於權威。”曆史上政治清明、國家安定的實現，基礎正在於意識形態方麵的“瞞和騙”。“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謂“治之本”。《韓非子·心度》中也明確說，治國正如用兵，“服戰於民心”，“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利用政治迷信以征服民心，統治民心，維護君權至上的地位，就可以實現政由一統，天下大治。
政治迷信在本質上是反理性的，是虛妄而且脫離曆史真實的。恩格斯曾經在《英國狀況》中寫道：“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麼說，‘有神的’中世紀確實使人徹底獸化，產生農奴製和jus primae noctis（初夜權）等。”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迷信卻往往表現出一種靜雅平和的特征。經過千百年專製帝王的刻意偽飾和一代代智學之士的巧妙裝點，“金玉其車，文錯其服”，具有繁華而雕蔚、新巧而修文、多元又歸於一尊等特點，從而可以更有效地征服人心，產生粉飾政治暴力、掩蓋政治罪惡的效用，對中國政治表現出久遠的曆史影響。黑格爾曾說，“事實上，亞細亞洲全部”“都是專製政體，而且是惡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印度“就是一種沒有一個原則，沒有什麼道德和宗教規律的專製政體”，“所以在印度，那種最專橫的、邪惡的、墮落的專製政治橫行無忌”，然而與此不同，“中國是一種道德的專製政體”。其區別，或許就在於政治迷信的形態不同。
產生了迷信這種“顛倒了的世界觀”的國家和社會，“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如果分析中國古代政治迷信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還不能不考慮到千千萬萬個體的小農戶共同托舉著專製主義的神聖君權，以及長期以宗法關係作為政治基礎等曆史事實。恩格斯曾經說，應當意識到，“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恒本性，盡管反映得很不完備，有些歪曲”。農人相對舒緩的生產與生活節奏，也容易導致傾向於保守的文化傳統的形成。這種傳統往往具有強大的曆史慣性，使社會的前進受到阻滯。恩格斯說，“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而迷信“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引起的。”非進取的、保守的、愚昧的政治觀念的根源，在於落後的生產關係。
“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於它隻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在一定社會內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係的或近或遠的枝葉，那末，這些觀念終究抵抗不住因這種經濟關係完全改變而產生的影響。”任何自然發生與人為鋪衍的迷信，都不能避免同樣的結局。
政治迷信與政治民主是絕對難以並存的。“民主的確要以基本理性能力為前提，在任何社會裏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要推進政治進步，建設民主政治，必須認真清理千百年來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種種政治迷信的殘跡。
本書作者是力求遵照馬克思提出的原則來進行這項工作的。馬克思說：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曆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曆史來說明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