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的一個清晨，菲力普親王到達了采訪現場，破例地接受我的采訪，此刻他的心情不佳。他與他妻子，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不同，他並不同意這種觀點，即王室成員有義務去隱藏起自己的不悅之情。他是個個性十足的男人，他也會發發脾氣，毫不掩飾。我和NBC的電視攝像人員在華爾道夫飯店的總統套房裏等待接見（總統套房其實並不像聽起來的那般豪華），我十分確信我知道親王為何情緒不佳。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樣，趁回國前的短暫時間接受采訪，他覺得不可思議，因為訪問日程過緊，再加上旅途疲勞，不大一會就要乘飛機飛回倫敦，自然使他更加煩惱。
對於這點，我能想像出這一幕情景：昨夜，他的助手有點遲疑地告訴他，他無論如何得接受一個女主持人對他的電視采訪，親王頓時哭喪著臉，在如此情形之下，親王嘀咕著難聽的話，在室內跺著腳，他真不明白為什麼非得同意這發瘋的舉動。幾分鍾之後，我見到菲力普親王的時候，他身穿運動裝，緊繃著臉，看起來比我想像中的他，身材更高，臉色更蒼白。
實際上，我並不是要求他接受這次采訪的人——這人是美國總統本人。在前一天下午，我到白宮去對他的女兒翠西婭·尼克鬆進行電視采訪，很幸運地遇見了總統本人。我告訴他，我剛讀到這樣一條新聞，總統先生舉行了款待菲力普親王的晚餐會，與會者是清一色的男士。我帶著不悅的神情說道：“這是一個歧視婦女的典型例證。”
總統打趣道，華盛頓的每一位妻子聽到這條新聞都驚慌失措，又向我保證道，我有足夠的機會在《今天秀》中采訪菲力普親王。我告訴他我們的采訪邀請被拒絕了，對方的解釋是親王殿下在訪問期間隻接受一個節目的專訪，這個節目就是《新聞焦點》。尼克鬆總統說他聽了非常抱歉，他覺得《今天秀》的輕鬆格調非常適合菲力普親王。他要我趕快再向英國大使館申請一下，他當天晚上會向親王本人提出請求。
英國大使館再一次禮貌地答複說這事難以辦到，特別是親王計劃明天清晨回國。但千萬別低估了總統的能量。這天晚上，午夜時分，英國大使館打電話通知身在紐約的我，菲力普親王完全同意接受采訪，地點就定在他下榻的華爾道夫飯店的總統套間，時間是他飛回國之前的短暫一刻。我急忙問道如何正確無誤地稱呼他，我考慮在采訪一位王室成員之前得進行必要的準備，對方告訴我稱“殿下”，“菲力普親王”，或“爵士”均可，但一定不能稱他“大公”。我還詢問親王願意討論什麼特別的話題，可以向他提些什麼問題。
所以第二天清晨，我就麵對著職業生涯中又一個最難招架的采訪，心情十分緊張，盡管我對菲力普親王的衝天怨氣是滿臉的同情，但無助於消除我的緊張情緒。一進套房，他就對周圍的一切：燈光、椅子、攝像機以及任何東西，都看不顧眼。當我以不安的心情問他有否什麼特別話題時，他隻生硬地回答說：“沒有。”我鎮靜了一下，接著告訴他有關他兒子被封為威爾斯王子的夏季敘爵式已經報道，美國人民也在電視上欣然觀看了這個曆史性的盛會。他無動於衷地盯著我，說：“我們能不能不談這個？”
我想使他心情好轉，這時攝像機已經準備好開拍，我就同他談了尼克鬆總統的一項建議，總統告訴我英國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據報道，如果英國國民可以選舉總統的話，他們將會選擇菲力普親王本人，我認為這是采訪的良好開端，因為這樣一來，既可以提到尼克鬆總統的關注，同時又能反映出親王在國民中間頗孚眾望。所以，我隨即問他是否喜歡當個政治家，菲力普親王冷冰冰地答道，這隻不過是個假設的問題，以他的身份是難以作答的。
我一下碰了個軟釘子，我也由此明白一個頗有收益的道理，就是同身處高位的人交談，你得注意關鍵的一點：避免提出帶假設性的問題，這類問題通常會這樣開始“假如……”然後就帶領大家進入一個帶有豐富想象力、但卻從未發生、今後也不會發生的情景之中。這類問題如果是向一個具有發明創造能力的人提出，那倒恰到好處，因為他滿腦子都是豐富的想像世界。但實際上，抱現實主義態度的人對這類問題卻是一屑不顧，他會認為這純粹是在浪費時間。
我於是將話題轉為他個人的切身問題時，我立即得到了回報，這次采訪成了我又一個最佳的傑作。我請他談談某些看法，比如他有時直言不諱，而導致外界的掀然大波，他是否會覺得灰心喪氣，他說自己倒很願意過一種“寧靜單純”的生活，也就是他向往的極其寬容的社會，但很難如意；我機智地問他，君主政體是否已經過時，他說沒有；我問起王室的孩子是否閑散無事，他認為並非如此。
我試探地詢問他在與妻子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關係中，是否居於次要地位，出乎意料，我得到了明確的答複。“殿下”，我問道，“你是個很有個性的男人。我不知道在結婚的初期，你覺得……”我在搜索著適當的外交辭令，他笑了起來，說：“是的，這是有點困難……而且是一種令人難以應付的情形。”
“可是，”我接著問，“你能習慣嗎？”親王微笑著答道：“哦，如果一切都能習慣的話，你倒會覺得驚奇了。”
這次采訪的結果，導致英國報紙用了各種大標題，報道說女王有一天可能讓位，將王位交給兒子，其時王子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菲力普親王不得不出麵澄清，聲明女王並無讓位之意，“但是，”他又補充道：“誰能保證今後會發生什麼。”
美國報紙對這個聲明反應平靜，認為親王的回答無關緊要，但英國極界卻對此聲明大為驚駭，認為它暗示女王讓位之事今後會有可能發生。為了平息外界的種種傳聞，白金漢宮不得不發布一項特別公報，聲明女王並無讓位之意。為此，我給親王寫了一封短箋，對那次采訪給他帶來的困境深感苦惱。不久，我收到了親王一封令人倍感溫馨的回信。他在信中除了說些感謝之類的話之外，還要我不必為此擔憂，並告訴我外界謠傳的一切，在事實真相披露之後，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信上，他還嘲笑那些新聞記者，說他們過於忙碌，竟沒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就瞎說一通，也太不負責任了。
親王在信上隻簡單地簽上“菲力普”，這是王室的方式——女王也隻簽上“伊麗莎白”。同樣，我後來在回信時也隻簽上“芭芭拉”。
我與一位王室最高貴的成員之間的成功接觸，證明了我的交談方式是值得信賴的，即使遇到難以對付的情形，也會化險為夷。提出假設的話題，這種錯誤我決不再犯，我問與他相關的個人問題，他也樂意回答。
後來，我對摩洛哥王後格蕾絲進行訪談，因為有了點經驗，就不至於像剛同菲力普親王會見時那樣尬尷了，葛蕾絲與許多專業演員一樣，在攝影機前沒有講稿就會很不自在，我聽說，她曾對友人透露她不太自信，但我對這種傳言不敢苟同。我想，凡是看過這期節目的人，對她的回答會今生難忘，在我問她關於作為王後的責任時，她說：“我確信我心境平和、神閑氣定。”
不過，王室的顯赫人物，即使帶一半王室血統的貴族後裔，在人世間也是屈指可數的。我們經常能夠接觸到的嘉賓，多半是些外交官、政治家、軍人，還有牧師等；同一名嘉賓相處，最佳的應對方式便是你得遵循人之常情，這便是本書所談論的全部精髓。他同常人一樣，也會身心疲憊，喜形於色，充滿幻想，有時還心煩意亂。他決非一具拉線木偶，或者一名白宮發言人，他與你同樣有喜怒哀樂，就像你的鄰人一樣。
尤其不要向他提出帶有你個人偏見的沉重話題，雖說你能很快得到回答，但這類回答都極其世故圓滑，他們在公開場合不知說了多少遍，你聽了仍覺一頭霧水，答非所問。
與方方麵麵的嘉賓們交談時，有一種嘉賓你得小心謹慎，最好講究點方式方法，如若不然，就像你在豔麗的花叢中驚奇地發現了定時炸彈一樣。
我指的是同高官們交談。我聽說過去有三種話題在賓客間切勿探討：政治，宗教，性。近幾年來，宗教方麵的話題大家已越來越感興趣，賓客之間談論起來也會相安無事。關於性方麵的話題更是頻頻提起，不可或缺了。
那麼政治性話題呢？幾年前，在任何公開場合的訪談中，無疑讓大家都昏昏欲睡。現在，政治性話題卻炙手可熱，同時也具有最大風險，一不小心，它就會極具殺傷力，不僅成為交談氛圍的殺手，也成為友誼的殺手、家庭關係的殺手，工作環境的殺手，未來前途的殺手。我們得好好控製政治性話題導致的巨大毀滅性能量，畢竟我們不需要引爆一個大炸彈。
接下來的段落，將不僅討論怎樣同大官交談，因為人人都會身著厚實的鎧甲上陣挑戰。我們著重談到的是怎樣同大官交談不致引起不愉快的爭吵，做到這一點倒是十分困難。
第一條規則就是控製好情緒別亂發脾氣。如果你狂熱地反對他所有的觀點，你一看見他走進室內就熱血沸騰，血壓急升，你得控製情緒，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互相介紹時，對他出言不遜或是置之不理、裝聾作啞都是不可取的，你隻是需要與他保持座位的相對距離而已。如果你真的激情難捺，最好就穿上外套一走了之。
請明白這一點，我並不是把回避爭論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阿彌陀佛的態度並不令人覺得有趣、或可取。或許我們應當從善意的角度出發，但也別指望通過敲響真理的警鍾來使他有所改變，也別以為你善意對他了，將他引上正路就會對你感激不盡。或許你隻想將他輕輕地數落一通，你的誠實和沸騰的熱血驅使你不得不這麼做，那好，你非幹不可的話，你就徑直去幹好了——但可不關本書的事，你最好去找一本怎樣進行革命暴動的書來讀讀。我這本書要談的隻是怎樣進行友善的、有禮貌的、使人愉悅的交談。
我最擔心一點，就是開始雙方都將自己的政治信仰深藏不露，而到了激烈交鋒之際，誰敢保證會有什麼場麵發生呢。如果交談起來發現雙方的觀點一致，那麼就一團和氣，皆大歡喜了，你會說：“你可真是個能說會道的家夥。”反之，盡管他談吐詼諧，對他跛足的母親十分孝順，竭力調和雙方的分歧，但你仍將他貶得一文不值。
《今天秀》節目，因為是和新聞部門聯辦的，所以，對來賓的爭辨是盡力保持中立態度的。結果，沒有局外人真正了解我們對爭論的主題執什麼觀點。保守派人士寫信來說我們是激進派分子，而激進派人士寫信來說我們是保守派分子。我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這點看來我做到了。我能看著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而保持一份旁觀者的心情。但並不妨礙我形成個人的觀點，也不會對與自己觀點相左的人進行阻止，而是讓他侃侃而談。
如果你觀看了很多對官場人物或有爭議人物的采訪節目，你會注意到我們對他提問的一個技巧，我們在《今天秀》節目中屢試不爽，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運用的。你不可以這麼說：“你真是瘋了，”或者“你絕對錯了，那個提案1962年就通過了，現在已沒什麼好爭辨的。”你這種腔調簡直就像魔鬼宣言一樣。開始，應當這麼說：“據某人說，”或者更好一點的，“據某位觀察家說”，然後，接下來的話實際是你個人的觀點。這樣說就使談話的攻擊性淡化了個人色彩，讓他覺得你不是一個敵手，而是在重複你聽到的背景知識而已。
新聞記者常常采用這種技巧，讓大家看不出他的個人頃向。你可以聽見晚間新聞評論員是多麼頻繁地說著這樣的短語，諸如“據觀察家們說”——“據消息靈通人土報道”——“那些人認為”——既然這招對新聞評論員管用，想必對你也不會失靈。
那麼，如果這些招術統統不頂用，你對與高官交談，難免不感情用事，或者你在一個私人聚會上遇見了一位高官，你感覺他更喜歡談些工作之外的話題，你就可以順著他的話題，談些令他開心的事情，趁機借題發揮一下。
你可以問問他，在競選時他是如何把握失敗的風險的——我們全都拚命想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隻有競選才能如此公開地層示自己勇敢追求而不畏艱難的一麵。問問他成為公眾人物後，他的家人是否感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麵的壓力，因為千萬雙眼睛正盯著他們呢。你也可以問問他還是個小男孩時，是不是個孩子王，他在人生中獲得成功時最得益於什麼，不同政見的政界人士能否成為親密朋友。你還可以問問他，是否覺得有義務無論何時都穿著考究、發型漂亮、渾身纖塵不染，是否能抽出時間去從事業餘愛好，他心中的偶像是誰。
有一次，我同林登·約翰遜總統進行了一次令人吃驚的非正式閑聊，那時他仍在任期，結果我就同他談了一些個人興趣方麵的問題。那天，我在白宮正打算撰寫有關總統夫人的報道。她那受人尊敬的新聞秘書莉芝·卡彭特，從總統本人那兒得到了一個通知，說總統想同我順便聊一聊。
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在長廊裏對莉芝不住地咕噥著，我當然不願意毫無準備地去進行這樣一次交談，猛然間我已經來到了橢圓形的大辦公室，總統正坐在搖椅上，麵對著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肖像。（順便提一下，現在在尼克鬆總統的辦公室裏，肖像已經換成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我在約翰遜總統旁邊的紅色沙發上坐下，他問我是否喜歡“佛萊斯可”。那時，我從未聽說過這種軟飲料，以為這是一個新的舞名，所以隻得含糊其詞地說：“好的”，然後就考慮該談點什麼才好呢。
謝天謝地，我告訴自己，我猛地記起這天是總統結婚35周年紀念日，所以我就從這個話題開始：“總統先生，你與夫人的關係甚至連共和黨人都很羨慕。我結婚才剛剛5年。說真的，您認為怎樣才能使婚姻美滿呢？”這個問題頓時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很樂意地說起了他和夫人結婚的詳細經過。並說他經常不在家時，她是如何撫養孩子的，特別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孩子很小，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她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伴侶。
我們之間的交談氣氛十分友善，毫無緊張感覺，我得到了足夠的勇氣，在談話結束時，我說：“總統先生，您介意一個記者可以親吻一下總統嗎？因為，”我繼續說道，“今天是您的結婚紀念日，我度過了一段絕妙的時光，我很想在您的臉頰上親吻一下。”總統有點吃驚地揚了揚眉毛，像受到傷害似地張大了嘴巴。“芭芭拉，”他說道，“這與國會那些令人討厭的提案一樣。我喜歡你的親吻舉動，但我不喜歡這些俗套”。
在同約翰遜總統會見前，我已來不及作一點準備了。盡管如此，我仍知道應該稱呼他為“總統先生”或者“閣下”。如果你也有機會去會見政界的顯要，那一定要考慮怎樣最恰當地稱呼對方。這時候你可以打電話問他的秘書，或者謹慎地詢問與他熟識的人，或翻閱有關他的參考書。我經常依賴一本由露茜·格萊佛斯·梅歐編著的《秘書手冊·書信公文》，內中一章就介紹了政界要人的適當稱呼。例如，一位內閣成員可以稱呼為部長先生或部長夫人，一位美國大使可以稱為大使先生或大使夫人；外國大使們可以稱為大使先生，大使夫人，或者閣下；美國的大主教可稱為最尊敬的閣下或者直接稱為大主教。如果你被介紹給教皇時；你可以稱他為教皇陛下。
如果你想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讓人覺得你聰明機智而又老成持重，你就得不怕麻煩，將他的恰當稱呼弄個明白。如果這個人擔當現職，要正確稱呼他可沒什麼困難——但麻煩的是這位現在並未身踞高位。嚴格說來，他現在隻是個普普通通的“先生”，但是人類的天性就是這樣，他仍迷戀著過去高貴而威嚴的頭銜。
實際上有一套不成文的標準可資借鑒：頭銜越高貴，他就越是喜歡在一生中永遠保留它。下士在他服役期滿後就願意忘掉他們的軍銜，少校對此無所謂，而將軍則絕對不會忘掉。（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要求以全副軍裝下葬，因為他生前戰功赫赫）。約瑟夫·P·肯尼迪在離職後的30年間，似一直喜歡人們稱他為大使先生，盡管他後來在加拿大的聖）旨姆斯城大法院任職。按照法律，美國總統在離開白宮後仍可保持其頭銜，而且在他生前一直可以稱為總統先生。一些曾經手握要職的人，如法官、參議員、眾議員和內閣成員，他們都習慣保持原有的頭銜。在臘斯克離開國務卿這個職位的兩個月後，我曾經問過他，當時仍然稱他為國務卿先生，他很欣然地接受了。
有時候，一位非常著名的職業政治家，很可能在一生中擔任地不少重要職位。當你難以選擇最適宜的稱呼時，明智的方法是取其最聞名的稱號。但是，這個辦法並不是永遠適用。象艾佛瑞爾·哈裏曼，例如，雖說曾經當過大使，可他仍喜歡人家稱呼其州長。
請記住，大學校長、教授，最高職位的科學家以及一些牧師，因為他們懷有專長，又都具有博士學位，在社交禮儀上更應慎重，絕不能在稱呼上把他們降格為先生，他們往往十分看重更有聲譽的頭銜。你一定要遵循這個慣例，別象相當一部分人一樣，他們稀裏糊塗地認為，凡是醫生都會治療皮膚疾病，如果你一時難以確定如何稱呼，不妨以恭敬的態度詢問：“普賽博士，您願意我稱您為博士還是先生？”不可以這樣說：“普賽先生，您願意我稱呼您為博士還是先生？”
當我寫到這兒，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已故的詹姆斯·派克，最後一次采訪他的時候，他剛剛辭去了聖公會大主教的職務。當時，我問道：“我應當稱呼您主教還是派克先生？”他回答很幹脆：“就稱‘吉姆’如何？”
看來，正確的稱呼非常重要，特別是雙方初次接觸時，給要人的第一印象相當重要，如果不清楚他來自那個城市，那個州或某個外國，你一定要坦承，不恥下問，對方也會因你的誠實而體諒你的——事實上，不懂裝懂、輕易就惱羞成怒，這種作派會遭人唾棄，使你毫無魅力可言。
還有什麼能比真正的好奇心更值得誇耀的呢？“請您告訴我，市長先生，我對您的城市知之甚少，它最著名的特征是什麼？”“在您的城市裏，最值得您驕傲的是什麼？您的城市因為什麼而如此著名？它的主導產業是什麼？”
還可以這麼說，“啊！您從坦桑尼亞來，您能告訴我，在獨立前它叫什麼呢？”不傷害黑人感情的較好回答應是，“噢，是的，坦桑尼亞——在獨立以前它叫剛果。”
斯皮羅·阿格紐夫人到《今天秀》做嘉賓時，恰逢她伴隨副總統到了遠東幾個人口稠密的國家訪問後回國不久。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美國本土，令我好奇的是，古老的東方文化是如此震撼了她的心靈。她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她同一起的政界顯要相處融洽，不時地向他們問到有關建築、學校和寺廟的問題，她沒有假裝自己對這些問題十分精通。
在現今，政治家們、外交官們都是容易導致激烈爭論的對象。例如，如果你強烈地預感到會與來自某個阿拉伯國家的人（或者是南非家或者是匈牙利）進行舌戰，那麼你趕緊溜掉算了。但是你也毫無所得，因為你沒有改變他的觀念，也錯失了一次探尋他內心世界的機會。不過你如果不能做到彬彬有禮，我奉勸你還是遠離是非之人為好。
所幸大多數外交官都不是來自敵對國家，而且他們都很機智，而又圓滑世故，一般不會在交談中引起不愉快的。我曾接觸過一些外交官，可是特別喜歡休格·加拉頓爵士。他是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我在一次宴會上遇見他，並高興地坐在他的身邊。當時我很想同他攀談，可是考慮到他正處於兩種爭論的夾縫中，一是他自己的國家同安圭拉島（靠近美國的西印度群島中的一個島——譯者注）之間的爭執，另一個是他身為有關中東危機四強會議的代表之一，總擔心向他提問是否妥當。
但是，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中東危機十分引人關注，我首先便向加拉頓爵土問及他對中東局勢的個人分析。這對我來說是十分罕見的草率，但我對安圭拉島卻更加陌生，因而不便讓他在席間作個專題報告。而且，我對他的個人生活方麵也十分好奇，所以隻好又隨口問道：“與各國首腦和其他外交官打交道，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應對得當，或者說對方是否具備外交禮儀的？”
加拉頓爵士聽到這個問題神色變得有點凝重起來。他告訴我一件事，是關於在聯合國最近投票前發生的一場風波。蘇聯代表團的一名高級官員向他保證，蘇聯將會支持英國的立場。加拉頓爵士告訴我，他很理解並出於本能地信賴這位外交官員，他在英國本土的顧問，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並警告他不要輕信蘇聯的承諾。但當提案付諸投票表決時，蘇聯確實站在了英國的一邊——加拉頓爵士對此原本就深信不疑。
輪到談論其他事情時，我問大使閣下他是否需要每周都參加這樣的宴會，他每天的日程是如何安排的，我對這類問題很有興趣，同時也給了加拉頓爵士一個機會，去談談他的為人處世之道，這比他談論作為一個出色的聯合國大使有益得多。
外交官們個個都是了不起的談話交際高手，正如你能了解的那樣，但今天除了外交官們，再就要算上牧師們了。在最近的《今天秀》節目中，我們發現牧師們是最能言善辨、極富魅力的嘉賓，我記得很久以前在一次節目中，一個來做嘉賓的牧師樣子十分傲慢，言辭很短，令場麵十分沉悶，大家也弄得很不愉快。
這樣對比鮮明的變化大約是從十年前開始的，當時尊貴的詹姆斯，羅賓遜，一位英國大主教，公然聲稱“上帝死了”，教皇保羅二十三世在也對世人宣布他準備“打開一扇窗子”（openawindow）。在那之前你同一位牧師可沒有什麼好談的，除了正統派信徒，他們的教義要求他們待人處世要謙恭有禮（隻是在吃沙拉時可稍稍自由些）。在今天，大多數牧師看來都願意與人探討宗教問題，甚至是有關驚世駭俗的問題，顯然態度十分通融，一點也不疑心重重。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對本社區的貧困、種族和心理健康方麵存在的難題十分了解，甚至超過了政界人士和普通工人。
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向他們提問，很多年前你可不能這麼做到。你可以問問他，現在他的教堂發生了什麼變化，神父對避孕藥丸、墮胎、或者神父與修女結婚之類的事情是怎樣看待的；如果你也是一名到教堂做禱告的信徒可以問問，他在大家一起禱告時會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他的教堂是否發生過諸如此類的事情。他是否涉足了世俗事務；他認為教堂在人們心目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嗎？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決定將人生奉獻給宗教事業的。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你甚至可以鬥膽問他受到了什麼約束，有時考慮過離開聖壇沒有。
我就向詹姆斯·派克大主教問過下麵的問題，恰好就在他動身去以色列的前幾天，後來他在以色列悲慘死去了。我向他表明，他已經正式離開了他的教堂，而且對《舊約》和希伯萊文化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在將來，他成為一個猶太傳教士的最大障礙是什麼？他回答道，確實，他看不出有什麼多大的障礙，但實際上，他一直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