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學 楊延虎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的。作為一個“全黨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延安整風期間研究黨的曆史起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產生的意義是多方麵的。
一、延安整風期間研究黨的曆史，是為了克服黨內長期存在的嚴重的主觀主義
1930年，毛澤東在初步總結和提出中國革命道路思想的同時，又在以《調查工作》為題的文章中，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的問題，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揭開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序幕。1937年3月4日，劉少奇就黨的曆史問題寫信向張聞天陳述自己的意見，尖銳批評了1927年八七會議以來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白區工作的“左”傾錯誤，強調十年錯誤幾經形成一種傳統，其根源“一方麵固然是對於形勢的估計錯誤，另一方麵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同時建議：“為要轉變十年的傳統，對於過去的錯誤不能不在黨內公開批評，不能不有一個檢討。”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高度又一次劍指教條主義：“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如果說，這時毛澤東還是從正麵用講道理的方法對教條主義提出嚴厲批評，希望黨的高級幹部能夠重視和解決這個問題，那麼1941年1月“皖南事變”給新四軍造成的嚴重損失，使他再也難以抑製對“有同誌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的憤怒，在同年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第一次向全黨明確而又嚴肅地提出“隻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反對主觀主義，什麼才是穩妥正確的方法？劉少奇建議“這種方式要能引起同誌的注意與警覺，又需要避免過甚的震動”。毛澤東認為這樣的方式就是研究理論，研究曆史，研究現實，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要係統深入地研究黨的曆史，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曆史發展搞清楚。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要係統地考慮。他強調研究黨史，根本的方法是“全麵的曆史的方法”，是古今中外的曆史主義的方法。我們要應用這種方法“研究我們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路線”，檢查有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些東西。
延安整風研究黨的曆史，實際上從編輯黨的曆史文獻就開始了。為了給預定於1941年上半年召開的七大準備材料，194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毛澤東負責督促收集與審核編輯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在審核中，毛澤東不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而且進一步明確了他要提出的兩條路線的問題。他認為要成功地召開七大，就必須首先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曆史的活動，並建議把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彙編成冊，供高級幹部研究使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研究組，“一方麵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麵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同時確定了從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段曆史的16個題目。《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對開好1941年的九月會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6月後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1941年九月會議。”
在初步研究曆史文獻的基礎上，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後期的領導路線。毛澤東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主題報告中，指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統治；分析了主觀主義的根源和遺毒，提出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不正之風的辦法，強調“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除王明之外的與會者發言，都表示擁護毛澤東的報告，認為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對於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至1935年1月間的中央路線的認識趨於一致，承認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報告整風的”，“整風也整不成”。
1943年普通幹部的整風轉入審幹階段以後，中央領導層的整風也進入到討論黨的曆史問題階段。從9月7日開始，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方式，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黨史討論和整風檢查穿插進行，斷斷續續開到年底。這次會議在繼續深入揭發批判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的錯誤路線的同時，著重討論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毛澤東強調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教條主義宗派和經驗主義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克服前者，後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會上，除一般性發言外，主要由犯錯誤的同誌進行整風檢查並批判王明的錯誤，其他同誌則開展批評，幫助犯錯誤的同誌深入揭發問題，提高認識。與此同時，在延安的高級幹部和七大代表700多人深入討論黨的曆史和路線是非，分別召開湘鄂贛、湘贛、鄂豫皖、閩粵等邊區，贛東北、閩西、潮梅等地區，及紅七軍、紅五軍曆史座談會和華北座談會等，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更加深刻地認識黨的曆史的路線是非問題。
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兩次會議研究討論，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政治局提出的關於黨內曆史問題的六項意見，並形成了正式的決議文字，基本精神是：王明、博古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應承認是合法的，但必須指出合法手續不完備；對於曆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對結論必須力求寬大，團結一切同誌共同工作；六大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是起了進步作用的；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時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該承認它；黨內宗派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現在比較嚴重的是山頭主義。至此，從1941年九月會議開始，曆經兩年八個月，集全黨之力研究黨的曆史工作圓滿結束。
延安整風期間研究黨的曆史，不是要修黨史，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曆史發展搞清楚”，深入認識和克服黨內長期存在並對中國革命危害甚深的主觀主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曆史特點。此前，毛澤東對遵義會議之前黨中央的文件不會有很多的接觸，也沒有時間和機會係統研究它們有什麼問題。編輯和研究黨的曆史文獻，是毛澤東對“左”傾錯誤認識的一個裏程碑，不僅對王明“左”傾路線的實質、特征、代表人物和形成標誌有了全麵的認識和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這條路線的代表者“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於客觀實際和不符合於客觀實際”。“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既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組織路線。”張聞天指出：“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賬，現在必須償還。”“我個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極嚴重，理論與實際脫離，過去沒有深刻了解到。”博古說：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人。揭發過去的錯誤必須從思想方法上、整個路線上來檢討。王稼祥說：中國黨過去主觀主義的傳統很久，四中全會反對立山路線不過是主觀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陳雲說：“過去我們犯錯誤，主要是因為不根據客觀實際辦事，主觀與客觀相脫離。”作為曆史的親曆者，高級幹部對主觀主義造成的嚴重危害當然有著他人無法感受到的切膚之痛，黨史學習和研究使之在痛苦的回憶中認識和總結犯錯誤的思想根源，這樣的作用是理論學習無法替代的。
二、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把黨在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學得一種科學的方法”，以解決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解決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解決全黨同誌的工作態度問題，從而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收獲了多方麵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