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文理學院 馮飛龍 王紅梅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主要的設計者、開拓者和光輝典範。他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緊緊圍繞“什麼是民族民主革命、怎樣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怎樣確立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三個實踐主題，在三個不同的曆史時期，開創了三條各具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之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從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貢獻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解決了“什麼是民族民主革命、怎樣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一實踐主題，開辟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麵臨舉什麼旗幟，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即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農業大國、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武裝鬥爭的戰略基點應該放在城市還是農村？是走共產國際“城市中心”之路，還是立足於中國國情，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唯上”“唯書”還是“唯實”？這是尋求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道路至關重要的一步。在全黨幾乎一致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模式，就是中國革命模式時，毛澤東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大膽的探索。
1.率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任務。
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鬥爭之中，對於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這個問題，黨在很長的時期裏缺乏認真的思考，因而，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教條的現象逐漸滋生並日益濃厚起來，最終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表明，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上，毛澤東已經超越了經驗性的認識，把中國化問題升華凝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則，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認識上實現了質的飛躍。
2.領導全黨取得了從議會式合法民主運動到革命武裝鬥爭的突破。
首先，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以武裝鬥爭為重要形式，以及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應該怎樣進行武裝鬥爭的問題。關於中國革命的形式問題，毛澤東在對中國國情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對內沒有資本主義民主製度，沒有議會民主和利用合法鬥爭的權利。因此，中國革命基本上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而是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深入農村，開展農村遊擊戰爭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人民軍隊。中國反動統治者不僅擁有強大的反革命武裝，而且得到外國帝國主義經濟、軍事和技術的援助，加上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對中國分割統治，造成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導致了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
其次，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1927年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針對黨內有人忽視武裝鬥爭的傾向，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初步闡述了建立革命武裝的思想。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開創了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新時期。1938年，針對張國燾妄圖置個人於黨之上，把軍隊看成是個人的工具的專權傾向，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再次重申了無產階級建立軍隊和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國“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共產黨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突出強調了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
3.領導全黨實現了從“蘇聯式”的城市中心論到“中國式”的農村中心論的突破。
首次打出共產黨自己的旗幟，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上找到了中國式的革命模式。1927年9月，毛澤東發動了湘贛邊秋收起義，放棄了共產國際要求打國民黨“左派”旗幟的指示，在實踐中首次打出共產黨自己的旗幟，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進攻長沙受挫之後，毛澤東冷靜地分析了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果斷地決定放棄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帶領部隊沿著湘贛邊界南下，到井岡山當由共產黨領導的、有主張的、有政策的特殊的“山大王”，並在此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從實踐上成功地找到了不同於蘇聯“城市攻堅戰”的、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共建立了15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13個軍，約10萬人，還有眾多的農民赤衛隊。這種局麵展現了中國革命發展的獨特途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實踐層麵的根據。
其次，率先吹響了反對“本本主義”的號角，從理論上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針對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的情況。”也就是說，對於中國革命鬥爭這一具體實踐活動，其主體應是“中國同誌”，其立足點應是“了解中國情況”，其工作作風應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體現了毛澤東“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偉大的實踐品質，蘊涵著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活的靈魂的基本因素，初步闡述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開始的標誌。
第三，係統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總結了井岡山等地建立紅色政權的經驗，闡述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的原因及其存在和發展的條件。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又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對黨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實踐經驗作了科學的理論概括，把建立紅色區域和奪取全國政權聯係起來，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在農村地區先建立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後，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爾後，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中，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使之更加係統化、完善化。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凶惡敵人，借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這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道路理論的形成，體現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