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學 任培秦 周嫻麗
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這一勝利，正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卻一度遭到中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中斷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得以繼續進行，並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之際，重新回顧這次全會，對於新時期我們加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義的認識、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曆程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開始了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探索，並取得過一些成功的經驗。如黨的二大製定了中國革命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三大確定了統一戰線的方針，作出了與國民黨實行合作的決策；四大提出並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等，從而促進了革命的發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然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由於黨處在幼年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對於中國國情認識不清，整體上缺乏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覺性。而且，當時一些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的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用現成公式來剪裁中國革命的實際，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比如大革命後期，由於機械地照搬斯大林的理論，使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結果使大革命慘敗。而在土地革命時期，教條主義則越來越嚴重，盲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與照搬蘇聯革命經驗的做法，是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通病，結果給黨和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尤其是第三次“左”傾錯誤，把教條主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敗，使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急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在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開始自覺地認識到，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必要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毛澤東明確向全黨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號召中國共產黨人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看待，而應當看做行動的指南。不應當隻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作為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因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更加明確地指出了共產黨人對待馬克思主義以及對待蘇聯和共產國際指示的態度，即隻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口號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入更加自覺的深入了解中國國情並從事理論創造的新階段。但是，到1941年前後，毛澤東發現教條主義仍然嚴重存在著。而且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遭受嚴重的損失，就黨內而言，毛澤東認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誌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正是認識到教條主義在曆史上的沉痛教訓，特別是在現實中的嚴重危害，引發毛澤東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延安整風，全黨實現了思想大解放，端正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加深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極大地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隨後，黨的七大，確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七大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思想，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之統一的思想”，它既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又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殊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它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逐漸在全黨形成共識。
隨著中國革命戰爭的順利進行，特別是七大過後不久，由於考慮到中蘇關係等一係列原因，在黨的文獻、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逐漸消失了，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實際上並未中斷，隻是這個提法被“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提法所代替。
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造完成之後，中國麵臨一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說也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大課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和個人的曆史局限性，黨中央和毛澤東在對形勢的分析和國情的認識上出現了偏差。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開始，黨在指導思想上接連發生了一係列主觀主義錯誤，使這一探索沒能沿著正確方向堅持下去，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出現前所未有的艱難曲折，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錯誤，一度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被中斷。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顯得意義重大。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程看，中國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在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探索時所遭受的挫折，主要就是沒能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所以說，能否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也關係到共產黨的前途和命運。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作用
（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使中斷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得以繼續進行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延安時期確立的，它是在和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鬥爭中產生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有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也才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是，1957年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逐漸脫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幾年內，本應該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可是又遇到了“兩個凡是”的阻礙，黨的思想路線依然被禁錮。從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曆史來看，什麼時候遵循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我們的事業就勝利前進；什麼時候脫離這條思想路線，我們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鑒於這樣的局麵和經驗教訓，鄧小平尖銳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