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謂的選舉，是沿用舊史書的一個概念，兼指舉士舉官而言；不過在本書中，將更側重於舉士方麵的內容。同職官一樣，選舉也是製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迄今我國有文字記載的選舉製度，最早的是西周的鄉舉裏選之製。秦漢時期，產生了以察舉為主體的選舉製度，它在秦漢文明史冊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隋唐以降，隨著形勢的變化，科舉製應運而生，從此我國古代選舉文明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一、西周的選舉製度
鄉舉裏選西周在實行世官製的同時還存在遠古“選賢與能”的遺存形態。清人俞正燮曾指出，周代大夫以上的高級官員實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級官吏出自“鄉興賢能”——即“鄉舉裏選”。
大家知道，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劃分為“周”和“野”；前者分布有“六鄉”，後者分布有“六遂”。鄉舉裏選就是指鄉遂組織的選舉製度。據《周禮》及後人的注疏可知，周六鄉的選舉，從地方教化開始，迄鄉射之禮考核結束，全過程包含著四個步驟：
第一，由中央掌管“邦教”的大司徒頒行“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等教化內容於地方。
第二，地方官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頒行鄉吏實施。
第三，鄉屬州、黨、族、閭之長官，遵照上級頒布的“邦法”，從鄉民中選擇模範馴從教化、德行道藝優良者，閭、族、黨分別以“書”的形式記錄在案，以備貢舉，至州則“射於州序”，實行射選。
第四，進行雙層次的三年考核：1.州的“三年大考”，旨在“讚鄉大夫廢興”；2.鄉的“三年大比”，最後確定全鄉的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出使長之”“入使治之”。
這四個步驟中的後兩步才是具體的選舉；尤其鄉的三年大比，乃是鄉興賢能決定性的步驟。
有關遂的選舉，《周禮·遂大夫》雲：“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鄭玄注：“興？，舉民賢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賈公彥疏：“此文不具，故鄭（即鄭玄）就鄉大夫解之。”對於鄭、賈之說，不少學者表示懷疑。如呂思勉講：“遂賓興之法，果與鄉同《周官》不應略之不及，則其選舉之法，必不能如六鄉之優可知矣，蓋國與野之界限，未能全泯也。”眾所周知，周代鄉遂是不同等級的區域，鄉在國中，居民稱“國人”，為自由公民。遂處野地，居民被稱做“？”“氓”或“野民”“野人”，身份極其低下。惟此，研究者對周代鄉遂選舉同製說的懷疑並非全無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某些低級公職人員有用身份低下者如奴隸擔任的記載。如《周禮》所記“治官之屬”，其最下層每有“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女祝”“女史”“女禦”“女工”及“奚”，便是明證。
注家釋“女酒”為“女奴曉酒者”，餘“女×”即“女奴曉×者”。“奚”之為奴隸，自不待言。這種情況，古代西方也同樣存在。如古雅典之警察（或曰“真正的憲兵隊”）即由奴隸組成。所以周六遂的“興？”，很可能就是遂中選擇“女×”或“奚”一類低級公職人員的製度。
需要指出的是，周代鄉舉裏選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係統：一是如上所述的周天子王畿四周六鄉六遂係統，再是周王朝分封的各諸侯國係統。原來周的各諸侯國均依照王畿的製度，設立鄉遂組織：大國取其半製，設三鄉三遂，次國設二鄉二遂，小國設一鄉一遂。諸侯國鄉遂也有選舉製度，其選舉過程與國都地區大體相同，惟有一點區別是，諸侯國的鄉大夫不能僭越本國國君直接向周天子獻書，而是先貢於國君，再由國君於朝覲時貢於周王。這就是所謂的諸侯貢士之製。據《禮記·射義》鄭玄注可知，諸侯“三歲而貢士”，且貢士之數與鄉數同，即“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所以完整的鄉舉裏選概念，應該是既包括周天子王畿六鄉六遂選舉，又包括諸侯貢士在內的一個完整體係。
國學選士與大射擇士周代貴族胄子在繼承父祖封地和權位之前，例需經過嚴格的教育，學習必要的技能與本領。貴族子弟們學習的地方叫國學，具體又分小學與大學兩個階段。一般說來，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所謂國學選士，是從大學開始的。
當時大學所教授的內容，主要有禮、樂、詩、書、射、禦等，其施教有一整套禮儀倫理方麵的規定，又有既定的教學原則，特別是還有嚴格而完整的考核製度：“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誌，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當“大成”之後，據《禮記·王製》記載，則由大樂正選其優秀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稱為“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述這樣一個通過大學教育，然後經有司選擇優秀人才，授以官祿的過程，就是所謂的國學選士。至於如何“官之”“爵之”“祿之”，似不可考其詳。
周代國學選士雖說主要是培訓貴胄子弟，但與六鄉選舉也有密切的關係。原來六鄉選舉，除了“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的情況外，另有些人則以其德行超眾而被舉入國學受教。易言之，即是說周代大學裏的學生，貴族胄子之外，還有一部分司徒薦入的由鄉舉裏選出身的庶士。從鄉到大學之間，存在著兩個層次的選擇，即“鄉論秀士”和“司徒論選士之秀者”，以及四種不同的稱謂，即“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實際上，“秀士”和“選士”是同一級別上不同階段的稱呼，即鄉論為秀士，升之司徒稱選士；而“俊士”與“造士”也是同一級別上不同階段的稱呼，即司徒論為俊士，升於學後稱造士。關於造士的進一步選拔，便與前述之大學學習、考校製度相銜接，當九年“大成”之後，由“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然後由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於王定其論；再然後則是“官之”“爵之”“祿之”。
應該說明的是，周代的大學並非今日所講的大學。有學者指出，周代大學不僅是學習之處，同時又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聚餐、練武、奏樂之處，兼有禮堂、會議室、俱樂部、運動場和學校的性質，實際上就是當時貴族公共活動的場所。
所謂大射擇士，是通過大射禮的形式對諸侯貢士的一次大型考核。大射，鄭玄解釋說：“將祭擇士之射也”。從《禮記·射義》記述的大射擇士過程可知：
1.大射擇士於諸侯朝覲之時。宗廟大祭之前舉行。
2.大射之禮“必先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對於“澤”之解釋，過去的注疏認為是“宮名”，頗令人費解。其實，如果順著大射禮在大學舉行這條線索去求解，問題便渙然冰釋。原來周代的大學，建築在郊區，四周有水池環繞，《詩·大雅·靈台》稱做“靈沼”，《靜簋銘》則謂“大池”；中間高地建有廳堂式的草屋，即各古籍中所謂的“明堂”；附近還有廣大的園林。所謂“澤”，實際就是指大學內的“大池”，而所謂“射宮”，就是大學中被稱做“明堂”的草屋。
3.通過大射儀，凡“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之，“不得與於祭”。古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所謂能否參加宗廟祭祀，關係極為重大。同時，這樣的擇士又是直接與諸侯們的“進爵絀地”相聯係的，即：“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國學選士與大射擇士，亦為西周選舉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秦漢時期的察舉製度
察舉製從產生到確立秦漢是我國曆史上空前大一統的時期。同這種形勢相適應，各種製度都有新的發展和變化。在選舉方麵，察舉製應運而生。
所謂察舉，通俗地講，就是考察後予以薦舉。它的淵源，研究者推測到“戰國之時業已流行的薦舉選官之法”。秦統一後，推行極端主義政策，選舉並無值得稱道之處，加之帝國短祚，許多製度沒有留下更多的記載。西漢建立後，“居馬上”得天下的劉邦，采納陸賈等人的建議，試圖從《詩》《書》等儒家經典中吸收治國安邦之策，同時亦著眼人事，打算調整仕途，在政府官員中，增加“賢者智能”的比例。於是在公元前196年下了一道求賢詔，令郡國向中央舉薦人才。一般認為，這道詔書已顯露了察舉的端倪，實際上是開了察舉製的先河。
嚴格意義上的察舉之產生，還應從漢文帝時算起。當時，產生了一種選舉新方法，其步驟是：
1.皇帝下詔，指定舉薦科目；
2.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國按科目要求薦舉人才；3.皇帝親自對被舉者進行策問；
4.據對策的高第下第不同，區別授官。
這些步驟體現了察舉製的最基本特征，故而學者普遍認為，漢文帝時已有正式的察舉製度了。
察舉製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選舉製度，並得以真正確立其在兩漢選舉中的主體地位，乃是武帝時的事情。
首先，這時對於察舉人才的標準有了明確的新規定。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納丞相衛綰奏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不僅樹立了儒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正統地位，而且也開創了察舉主要以儒術取士的新時代。
其次，這時察舉取士的範圍有所擴大。文帝時，察舉基本限於現任官吏的範圍，而武帝時則明顯超出此限。如公孫弘第一次被察舉賢良，雖然年已花甲，卻是布衣之士，再次被舉賢良，亦非現任官吏，故而史稱“公孫弘起徒步”。
複次，這時察舉的科目有所增加。文帝時兩次察舉詔令所列的科目，雖然提法略有不同，但二者實際是一回事。至武帝時。除了已有的“賢良”之外，又先後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
最後，也是特別重要的，這時產生了歲舉性的科目。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可知，兩漢察舉最重要的歲舉孝廉一科，是從元光元年（前134）開始實行的，而且人數還有具體規定。這樣，察舉製以歲舉性科目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表明它作為兩漢選舉製度主體的地位的確立。過去有學者認為，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看來不無道理。
察舉常行科目漢代察舉，第一步要由皇帝詔定科目。當時科目名類甚多，不過倘作歸納，無非常行科目與特定科目兩大類。
常行科目即經常性的科目，簡稱常科，一般指歲舉性科目而言。兩漢歲舉科目主要有：
1.孝廉
按照孝子廉吏的標準察舉人才的科目。它是兩漢最主要的察舉常科。《漢書·董仲舒傳》載，此科之興，乃“自仲舒發之”。其具體要求，一為歲舉，二是一定要由郡國向朝廷（中央）薦舉，三有人數的限定。
至東漢和帝時，改變了孝廉製度原來規定的每郡歲舉二人的舊典，實行按口率歲舉之法，即“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又對緣邊郡給以特殊照顧，規定“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實行上述按口率察舉新規定後，每歲所舉孝廉數約為28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