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陳鐵軍先生結緣是在2008年，那時給他的《麻雀悲歌》寫了個評論，陳先生不以為然。他是個坦蕩的人，心裏以為不然，嘴上就說了出來，並且還主動約我到某某文學論壇去坐而論道。可惜的是，我不知道在忙些什麼俗務，竟然白白浪費了一次向陳先生學習求教的機會。後來，《麻雀悲歌》這篇小說連同我的評論，一起被《作品與爭鳴》轉載了。估計轉載者也是想讓更多的讀者爭一爭，鳴一鳴。
其實，陳先生的短篇小說功力，不用爭鳴也可以知道個七八。在我看來，是一流的。然而，卻沒有一流的名聲，這是陳先生的不幸，更是當代文壇的不幸。我之所以敢說他的功夫是一流的，在於他有自己成熟而獨特的寫作風格，那就是於喜劇中孕悲劇，再用純淨的口語表達出來，讓人讀了想笑，想哭，更想回味。如此風格鮮明的短篇小說，當代文壇可以為之的人不多。
立 意：遲來的悲劇
讀這篇小說，恐怕沒有幾個人不會想起電影《地雷戰》。陳鐵軍用這種不無互文的方式來寫這篇小說，讓人玩味出兩個意思：一，玩火。作家有意與《地雷戰》一叫高下；二，玩人。對於《地雷戰》及其信仰者，作家在智力上狠狠地鄙視了他們一次。
要說清楚這兩點，需要費一些周章。且按下性子，聽我慢慢道來。
“二戰”之後，世界文學的矛頭開始指向對人性的拷問，究竟是人性中哪一部分出了問題，才致使人類文明發展到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如此之大規模的屠殺活動。一時之間，存在主義、荒誕主義席卷世界文壇，這些文學思潮對戰爭的反思直指人性本身，將對戰爭的批評和對人性惡的批評結合了起來。然而，讓國人汗顏的是，我們建國後17年的文學和電影，卻將“二戰”簡化成民族矛盾，如果說這是我們國民的膚淺造成的，尚且還能容忍。然而，不能容忍的是，當我們去看《地雷戰》、《地道戰》、《紅旗譜》、《紅日》等戰爭影視文學作品時，它們不僅不能激發國人對殺戮的反思、仇恨，而且還覺得殺戮是一場輕鬆的喜劇。因為我們的殺戮打著“保家衛國”的旗號，打著“正義”的旗號。難道一場正義的戰爭就有足夠的理由逃避理性和良心的審訊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天生不足，在我的腦海中，兒時看過的《地雷戰》顯然是在告訴我，戰爭並不可怕，戰爭是一場非常有趣好玩的遊戲，隨隨便便放幾顆地雷就能將敵人打得屁滾尿流。在這樣的影片裏麵，至少我本人是看不到任何對戰爭的詰問，更看不到任何對人性中貪婪、好鬥、殘忍的反思。
小說沒有義務告訴讀者真相是什麼，卻有責任告訴我們真相應該是什麼。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吉家溝的地雷戰》讓我看到了本該看到的東西，那就是對戰爭的荒誕的揭露、對戰爭中人命運的憐憫。小說講述了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故事——一個“等待戈多”的荒誕故事。吉保長為了阻止不遠處日軍進村襲擊，每天親自率領村民布地雷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然而，直到日軍投降，都沒有來騷擾過村莊，哪怕是一次。《地雷戰》中的地雷是用來殺敵的，可是《吉家溝的地雷戰》不僅沒有殺到一個鬼子，反而還炸死了不少村裏人：炸死了來探親的外戚，炸死了村裏最有學問吉先生，同時也間接地害死了二紅。這就徹底顛覆了所謂保衛家園戰爭的神聖性，並給予了無情的諷刺和深切的同情。小說披了一件喜劇的外衣，裏麵包裹著悲劇的實質。可惜，這樣的悲劇來得太晚，它該在半個世紀之前降生。